一、江澤民為轉變做「輿論準備」

如果留心中共的前途，就會注意從去年二月開始，到今年七月一日這一個時期，中共黨主席、也是國家主席江澤民的不尋常的言論，因為他突破過去教條和傳統的政治框框。就注重意識形態的中共而言，這種不尋常的言論，正是改變現狀的「輿論準備」，決不是西方政治領袖的政治宣示可比。道理很簡單，西方政策有議會的制衡，政治領袖的政策宣示，還要經過議會的質詢、辯論、修正、通過，即使最後通過，也許已被修得面目全非。西方政治是「妥協政治」，和中國現行的政制有其本質的不同，不能一概而論。

江澤民不尋常的言論是什麼？其一是去年二月他南下廣東，提出了「三個代表論」；其二是今年的八十黨慶，他在大會上宣布：「吸收新黨員的主要標準，允許資本家入黨」。如果這兩個宣示能夠落實，中共就會產生質變，對中國前途來說就太重要了。

「三個代表論」，就是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明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吸收新黨員的主要標準？江澤民說：「不能用簡單地把有沒有財產？有多少財產？當作判斷人們政治上先進落後的標準，主要看他們思想政治現況和現實表現，看他們的財產是怎樣得來的？以及財產怎樣支配和使用。並把社會其他方面的優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江澤民還說：「應該把私營企業主和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等六種人中的優秀分子吸收入黨。」

二、轉變的具體詮釋

中共過去對自己的定位，從狹義到廣義有幾種，如「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因此，共產黨的革命叫做「無產階級革命」，當然是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奮鬥。又如「紅旗」的五顆星，最大的，在中央的代表共產黨，團結在周圍的四顆星是農民階級、工人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但中共還沒說是代表這四個階級，只肯說是領導這四個階級。如果說代表誰的利益，最多只說代表工農這兩個階級，從未提到其他兩個，更不必說資本家，還讓他們入黨。

江澤民沒有把資本家三個字說出口，但起碼反對用「簡單地把有沒有財產？有多少財產？當作判斷人們政治上先進與落後的標準。」也就是說，過去凡是有財產的資本家、地主、富農一律納為剝削階級都不對，「還要看他們的思想政治現況和現實表現。」如果他們有好的狀況和表現，就不能一切否定。「看他們財產是怎樣得來的？」也就是說，如果不是靠剝削，就不能說他們是剝削階級；如不是貪污的，而是合法的得來，都不能因他們有錢就排斥。這是江談話具體的理論根據。這些宣示，就是敢接受資本家成為黨員的先決條件，不是盲目反對或接受，是有理論做基礎的。為什麼詮釋只有資本家？因為大陸現階段已經沒有地主、富農的階級了，更大的私營企業主（資本家）的樓房、廠地，其土地都是國有的，有年限的租用期。江澤民不但要吸引私營企業主，連過去受卑視的買辦階級（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等的六種人中的優秀分子也吸收入黨。這些人，多數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如果我們泛稱為高級知識分子或知識分子，應該沒有問題吧。則江澤民吸收中共黨員，比過去以階級成分為主要考量，已完全不同了。黨的成員的質變，當然是一種突破政治教條框框的革新，正如中共的理論所相信：「從質變到量變，到量變的時候，就是另一時代的開始了。」

從「三個代表論」的檢視，前兩個有不同的抽象詮釋，「先進」這兩個字只是「掠美」之詞，重點在生產力和文化方向。我們不必多花精神來詳論，重要的在最後一個：「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用民主政治術語說，應和代表大多數（或全民）人民利益一樣。民主政治的政黨，主要是代表多數選民的政治取向來施政（執政黨），和尊重少數選民的代表來監督（反對黨或稱在野黨）。中共做執政黨，而且憲法保障她為領導的政黨，江澤民不能說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這是和以前完全不同的意識。過去中共從未說過這些話，憲法只是具文，江澤民這個論定就是西方民主政治的精神所在，執政黨是代表多數人的政黨，所以江澤民的談話，有些分析家說，中共不再代表特殊的階級利益，她向代表全民利益的方向邁進。

如果江澤民的宣示可以實現，中共的蛻變便將開始。

三、反對勢力的結集與反撲

中共以階級鬥爭為號召，贏得工農階級的支持，遂能以廣大的農民、農村做基礎，完成了毛澤東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目的，擊潰了國民黨在大陸的勢力，這個成功延伸到共產主義世界革命運動。毛澤東在史太林死後，遇到了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毛澤東引述了列寧的革命戰略也是以「鄉村包圍城市」，認為「蘇修」已背叛了革命，和主要的資本主義的代表—美國妥協，不足以領導共產主義運動，他的路線才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這是毛澤東敢向「蘇修」爭取領導權的主要論據，到赫魯曉夫被迫落臺，更證明他的判斷正確，也從此毛的激烈路線，「寧左勿右」終身不改，以後的文革，其種因也在此。

毛澤東支配中共的勢力，除了在「三面紅旗」失敗後，在失去國家主席，退居第二線的一個短暫時期以外，始終掌握支配權，直到他逝世。因此，中共的傳統左派勢力是相當大的，雖然經過鄧小平的壓迫縮小了，但還沒有徹底的根除，如今碰上了江澤民引進資本家、買辦、知識分子入黨，在左派來說正是所謂「以質變使量變」的過程，終將改變中共的體質，就是他們所恐懼「亡黨亡國」的先兆，左派當然要反撲。

左派大本營的機關報是《真理與追求》，這是以鄧力群為首的左勢力集結的理論根據地。在二零零一年第二期，首先刊出了黃如桐的〈評李君如關於黨建問題的言論〉，攻擊李君如（江澤民的智囊，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以非常鮮明的語言，在為吸收私營企業主入黨製造輿論」，攻擊李君如在《百年潮》（中共理論刊物）的「訪談」中的「三個代表理論與黨的建設」，斷章取義認為：毛澤東提出，要把思想教育作為當前建設的中心環節，從思想建設黨而不拘泥於黨員的社會職業、階級成分和階級出身……，如果沒有這一著，根本沒有中國共產黨。」左派認為這理論有滅頂之災。

近日太子黨極左派林炎志（林楓之子）公開挑戰江澤民，同樣在《真理與追求》反對允許資本家入黨。還有許多在網頁出現反對的文字，其中有署名鄧力群，但鄧不敢承認，卻集結許多左派分子到秦皇島開會，看來是與近日在北戴河開會的黨中央互別瞄頭。

四、江澤民改變中共體質的原因

中共常以黨員的純潔性自傲，甚至連幫助她取得政權的知識分子都有相當的排斥性，許多中共領導人都是出身於知識分子群，但從不以知識分子自居，「鳴放運動」就是改造知識分子，甚至說是打壓知識分子運動也不為過。但中共從來就知道知識分子所發生的力量，在科技資訊時代，沒有知識分子是不足因應時代的需要，尤其在市場經濟進入WTO的前夕，江澤民及時吸收知識分子入黨，說他為中共前途著想或迫於現實都不須爭論；但有一點是真的，就是說明中共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是無法提升國家生產力和黨的質素。

中共既是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沒有私營企業主的參加，又在國營事業式微年代，下崗工人的出路就大有問題，私營企業的比重必然日趨重要，而且是收容下崗工人和年輕一代勞工就業，企業主無疑代中共解決問題的關鍵人物，即使當利用吧！企業主正可在這關鍵的時刻，可以節制工人的輕率妄動，對穩定工潮和政局，發生決定性的作用，這些應都是江澤民為中共前途而徹底改變中共體質的原因。

五、中共脫始換骨的轉變

江澤民在「六四」之後上臺，曾發表講話：「不準資本家入黨」，一九九八年八月，中共發布九號文件，重申禁止私人企業主入黨。江澤民還說：「如果我們讓那些不肯放棄剝削，要依靠剝削為生的人加入共產黨，我們建設什麼樣的黨？」套句孫中山先生的話：「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江澤民以今日之我，而否定昨日之我，正是務實揚棄教條勇氣的表現，比意識形態仍支配的左派理性多了。他能在任上及時改造中共的本質，在歷史上決不比鄧小平的地位稍遜，我們可以預見，假以時日，中共將脫胎換骨的轉變。用經驗法則來看，中共已徹底揚棄過去的教條主義，意識形態做黨和國家指導政治的標準。如果中共照目前穩定的局面而依照江澤民上述的體制改革，五年以後，大陸的變化，比鄧小平復出到今天十八年的總和還要大，這是第一個結果：如果中共出現不可抗拒的逆流，和潮流抗拒而不能變，才是左派預言「滅頂之災」，這是第二個結果。其間沒有第三個局面的出現。讀者不妨立此存照，以證吾言之不謬。

（註：從江澤民提出而寫本文至二零零九年。作者的預言，請讀者檢驗，是否一一如所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