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良心」巧合的擁抱

香港有幾個學生會，聯合舉辦：「陳映真的文學創作與文化評論研討會。」陳映真以當事人的身分來到香港；不知道巧合抑安排，大陸著名的報導文學作家劉賓雁也適時抵達香港，在啟德機塲來個「喜相逢」的擁抱，互道仰慕之忱。許多報章也極熱烈報導這一次會唔，彷彿海峽兩岸的作家群中每一方代表一邊的「良心」。有好幾個專欄，都說是「中國良心」的擁抱。煮酒論英雄，堪與「唯使君與操耳」媲美！漪哉！盛會！

我不敢說這是必然的安排；也無法反證是必然的巧合。因為「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不過，從以後許多的一連串的安排，以陳映真這點名氣和成就，能使老遠在美國講學的劉賓雁來助陣，頗有紅地氈上的徒弟出塲、師傅跨刀的滋味。論者如有異議，為什麼劉賓雁在出席這個研討會，再和陳映真「對談會」以後，便即匆匆回美去了。

最明顯的表態，以劉賓雁近年的敢言，常忤中共而致曾開除黨籍處分的人，此間新華社主要人員，仍出席劉、陳的「對談會」，文滙報并全文刊錄：「劉賓雁陳映真論兩岸情勢」。可知劉雖有敢言之稱，會對中共有若干不利，但加減乘除一番，陳的言論，必更對中共，減了負面的虧損，仍是有利可圖。否則，何必費這麼大的氣力呢？

(二) 劉賓雁的立塲問題

劉賓雁有「中國的良心」的美譽，對劉固然是善頌善禱；惟細思之下，對生活在大陸十億同胞，未免是一種諷刺，難道敢與中共抗爭的，就只有一個劉賓雁嗎？除了中共四千五百萬黨員外，全部都出賣了良心嗎？劉賓雁近年的報導文學「揭露中共統治下的黑暗面」，其勇氣與文學創作的嘗試應有其面的評價，特別在中共文藝政策下，敢於抗拒，無視「作家頭上三把刀」，的確是教人喝彩的。但如果認為劉賓雁的作品，已做到了為廣大、苦難的同胞作良心上的吶喊，老實說還差了一大截；如從文學層面來評價，就更不必說了。

不論從「人妖之間」或「第二種忠誠」，劉賓雁的代表作，還不能離開站在中共黨員的立塲。「第二種忠誠」最明顯不過，也就是說，劉對中共的異議，不是不效忠，只是不依中共的模式，換過第二種而已。效忠的忠誠本質還沒有變，不是不效忠，更何論反抗。因此，劉賓雁縱有「良心」，只有中共黨人的「良心」。與普通中國的良心實在是兩碼子的事，不可混為一談。

寫到這裡，特別錄劉在「對談會」上的一些話（見「文滙報」八月七日第六版），仍然還是站在中共黨人立塲說的；還是服膺共產黨人以社會主義為理想的天堂，即使知道只是空想的。「我覺得美國的生活很單調，所以人是會爭取更理想的社會。無論叫共產主義也好，公社主義也好，本來是一個遙遠的未來，俱為空想的成份。」

劉到了今天，也看過不少國家的人民的真實生活，但他仍站在一個黨員身分為中共說話，即使是強詞奪理，他也說了：「在五十年代，我們曾經有一段日子是不錯的，沒有強盜、沒有小偷，但也萌生一些危機，也只算是理想狀態，但可以作為一個依據，我們是可以做到這個地步，甚至更好的地步。」這一段話真令我像看到劉賓雁用雙手捫住自己的良心說的。第一，大陸五十年代果真沒有強盜、小偷嗎？劉是宣傳、文化的幹部，不是抓強盜、小偷的，未免武斷。不久以前，中共還在強調大陸沒有妓女，現在聽來是一個笑話，劉是否也犯了假、空、大的慣性謊言本領？二、香港到現在還是有強盜、小偷。劉住在美國，當然也知道尚有比強盜兇悍的黑手黨。然而憑良心說，八十年代的香港與美國，如果說不如中共統治五十年代的大陸。這句話會令人信服嗎？然而，劉在「對談會」上，說過的話，就是白紙黑字刊出來；攻擊香港、美國社會充滿罪惡，揄揚中共五十年代「是理想狀態，還可以作為一個依據……。」這不是雙重標準？又是什麼？試看中共從鄧小平、尉健行以至劉光英，都抨擊貪污、賄賂的現狀。強盜、小偷與之相比，是疥癬與致命的癌腫之分，劉對此視而不見，何異「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與薪！」劉果真是「中國的良心」嗎？

劉是黨人，算是特權階級，如仍不得不講一些違背良心的話，這是中共黨人的悲哀！如果劉已算敢言的人，他已是「中國的良心」了，那麼，我要為大陸十億同胞悲哀！也是民族的悲哀！

(三) 陳映真對作家與人民關係的論斷

在「對談會」上，主持者提出一個問題：「作家與人民的關係」。陳映真第一個發言，認為臺灣的「文學變成越來越少部分人的事。這同大陸很不同。在大陸搞文學創作的或讀文學作品的，不局限於大學裡或文學界人士，而是遍及整個社會各階層。」他復提出原因：「但作家生活不如大陸結合得那麼緊恐怕也是一個原因。在臺灣社會，作家不對人民的生活提供回答。而在大陸，比較多的人，都希望能從文學作品中，對他生活中碰到的問題，能夠找到答案。」他以為，內地作家每月收到一布袋的讀者來信是平常事，何知作家與人民結合得緊。連歐美日這些國家都認為不可思議云。

陳映真把「文學創作」與「讀文學作品的」，混為一談。其實「文學創作」是文學作家；「讀文學作品的」是讀者。這是常識的問題，這個普通的常識，竟給陳映真當眉毛與鬍子一把抓了。文學創作是少數人的事，是一正常社會各行各業中的一項。社會能有多少作家？即使文化事業發達，也是在比例上佔少數。而且社會越發達，分工自然越來越精細，社會成員有多種選擇，不必多數往一個窄門擠。我國以前是農業社會，傳統士人只往「出仕」的出路上；五十年代的臺灣，還滯留在以農業為基礎的社會，知識分子的出路還是相當的局限性；六十年代已在蛻變，七十年代轉型，八十年代已近開發國家的階段，知識分子早已不像大陸農業社會的局限出路了，只往「仕」門、教育部門或與知識相關的門路上競鑽。知識界能平均在各行各業中發展，正是社會不斷進步的原動力，歐美日莫不如是。作家只是其中一個行業，知識界各有各對社會的貢獻，各有各的連繫，豈只有作家對社會有連繫才是好事。陳映真身為作家，竟對社會的演變無法體會，不是無知，便有居心。

臺灣由於教育普及，即使知識分子散布各行各業，但促進教育、文化和出版事業蓬勃的發展，其成就是舉世所公認的。作家人才輩出，在比例上遠遠勝過大陸，成就也絕不遜色。「臺灣作家不對人民生活問題提供回答」，是證明臺灣社會發展多元化，行業複雜化。作家沒有必然為讀者提供答案，也無法體會各行各業複雜的問題，他只能反映他所熟悉的一角。大陸由於體制化，作家能為人民提供回答，正說明大陸社會的單純和落後。陳映真倒果為因，不是無知，便有居心。

其實，就同一的問題上，劉賓雁比陳看得透澈了，實在也間接批判了陳映真的論點，他說：「自從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後（筆者按：這是毛澤東為中共藝政策定出的圖騰），批判的武器只能用來對付敵人，對內部不能發表有批判性的文章。所以自一九五六年我的兩篇文章和王蒙一篇短篇，因為對時局有點觸動，一出來就哄動一時，遇到這種情況，一下子讀者面就很廣而不限於少數文學愛好者，但總的來說，也只不過是幾個人在搞這種批判性文學。」這段話無疑是批駁了陳的：大陸「作家與人民的生活聯繫得這麼緊。」可知陳以為拍著馬屁股，卻誤拍在腎囊上。文革前的大陸作家，據劉說：「也只不過是幾個搞這種批判文學。」文革時代更不要說了，再據劉說：「到一九七八年以後才有了突破」，但到「一九八五年後就發生了變化，幾乎所有的藝術刊物都只登那些所謂純文學的作品，寫『意識流』，這之中，官方又不提倡作家去關注那些社會事情。……最近的發展，這些作家開始意識到不可以這樣，開始轉向較多關注現實。」這一段話，完全否定了陳的論斷，也就是說，大陸作家只有從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五年間，可以寫點反映社會的事象（筆者按：這是所謂「傷痕文學」的時期），與陳映真認定「大陸作家與人民生活聯繫得這麼緊」，何啻相去一萬八千里。

(四) 臺灣經濟發展與開放的由來

劉賓雁坦率的表示：很想知道臺灣怎麼一下子就邁出開放的大步？「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這是劉氏的高明處。

陳映真雖然自認：「對臺灣的政治不太了解」，但他引用一個日本對「亞洲四小龍」成長的見解，是「專制的成長」。這是一位什麼樣的日本人，姓甚名誰？陳沒有說，卻為他註釋：四小龍的經濟發展，是和專制政治大有關係，也就是就，臺灣經濟的發展，是專制政治所促成，「國家通過壓制物價、工資、國民運動，實現了資本主義式的累積。」「所以我個人認為臺灣的改革，與其解釋成開明派的開展，保守派的失敗，倒不如是資本主義發展一定程度之後，要求其他上層建築跟它配合。」

真難想像陳映真可以淺薄到這種程度，「亞洲四小龍」在近年長足進展，四地雖各有自己的條件，而最重要的，也是四地所相同擁有的，就是有一個自由經濟體系和制度。決不是某日本人所謂的「專制的成長」，這實在是誣衊自由經濟的咒語，陳的居心可誅正在此。也許他也覺得，將香港投入「專制的成長」是說不過去，誰都知道香港是一個自由港，什麼管制都沒有，所以他不補上一句：「香港我不曉得」。

陳認為臺灣開放，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結果，完全否認人道、人為的一面，陳未免一手遮盡天下人的眼目了。更有甚者，陳原是說臺灣經濟發展是「專制的成長」，經濟既然發展了，就應維持這種體制才對，何以陳又自毀立論的根據，說開放是經濟發展的結果，此種前後矛盾，其理念與邏輯分析能力之差，真令人驚嘆！

陳映真說：「我坐過蔣經國的牢，但我覺得應該實事求是，臺灣這幾年搞得不錯的。我覺蔣經國很累，整個社會還是那麼樣，很難相信他要改革……我們見到一毎孤單的老人，堅定地跟時間賽跑，就定下這個規章，幸好有這個規章，否則他過身以後……」陳到此沒有說下去，他過身以後又怎樣？是否沒有他定下這個規章就不開放呢？那麼，陳對蔣經國和以後臺灣的開放政策有積極的安排，是肯定的了。也可想像得到蔣經國堅定和時間賽跑，必然有一個目標，但陳氏沒有指出，語極含糊，他不敢對臺灣改革的事實，還要強指蔣經國「很難相信他要攺革」；這種前後矛盾，罔顧事實的心態，頗類毛澤東說的：「敵人說好的，我們一定反對。」為反對而反對的人，他的立論還有什麼價值？

(五) 蔣經國先生的評價

陳映真說他坐國蔣經國的牢，這句話當然有隱指他是個獨裁者了。如果說蔣經國在位的時候，臺灣屬於「強人政治」還可以，但說他個人是獨裁者，陳映真未免私怨太重了，在臺灣的人誰都知道，黨外報刊都對他人身攻擊。國會要立法制止這種侮辱國家元首的言論，消息傳到蔣經國的耳朵，他立刻勸止，其開明與胸襟之廣，豈是陳映真可以窺測。那麼？陳在臺灣坐牢，所犯何事？我們不必推測，這只有陳自己才知道？但決不會因毀謗蔣經國個人而坐牢，這一點是可以確定的。至於「強人政治」的界定如何？美國總統雷根任期內，算不算是「強人政治」？

劉賓雁卻說：「我對情況不太了解，但假如世界上的政治家都如此明智就好了，最後還為人民做事，但願所有老人都是這樣。」劉希望世界的政治家都效法蔣經國；也希望「所有老人都是這樣。」這句話是特別說給中南海那些頑固老人聽的，所謂絃外之音是也。否則他何須畫蛇添足呢？

(六) 統一與香港問題

陳映真自承不懂政治，但他是「中國統一問題」的主席。這個以中國統一為標的組織，必然為政治而活動，應該沒有疑問吧。那麼，陳映真不是裝蒜，定是傀儡了。

陳映真在「對談會」上也主張統一的，認為一個分裂的民族「是一個跛腳的民族，是一個殘廢的民族。」當了外國公民的人，「不應回來指指點點」。他認為留下來，「最少對自己生命負責。」

可是，陳映真又主張，「認為人選擇國籍是人權的一部分」，「應該尊重」。但他又說：「你不願當中國人，又講出很多理由把它說成合理化……但是講道理就叫人生氣。」這段話可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陳氏謂選擇國籍是人權的一部分，應該尊重；這不是講理中把它說成合理化？為什麼陳映真自己可以說，人家說的理由就教人生氣呢？

陳映真又說：「香港和臺灣離開中國，受到很多外來因素的影響，也有很多複雜的政治變化，外來的勢力以自由、平等的大義名分將中國分成二邊，然後讓盤根錯節變化，讓兩部份的人不願往來。」

香港和臺灣曾離開中國，當然是外來的勢力入侵的結果。香港以鴉片戰爭割讓於英，臺灣以甲午戰爭割讓於日。但今天之不能統一，最主要的原因，乃是中共政權四十年來的表現太差了，這個大的問題還有一個核心，就是中共對人民太差了！大家把生命財產交到中共手上失去信心。這才是統一障礙的真真正正原因。不是什麼外來因素、外來勢力以自由、平等大義分化成兩邊的。

陳映真批評：「馬照跑，舞照跳實在是一個很墮落的政策……我相信香港和臺灣的人，有很多願意過一種又莊嚴，有自主性，有民主自由的中國人 ，不一定在跑馬、賭博、買彩票的情況下維持跟中國的關係。」

「馬照跑，舞照跳」是鄧小平為保護港人「保持五十年不變」的口頭承諾，這句話是他信口而出，表示連腐化的資本主義生活也不變的籠統而言，然並非港人要求的僅這樣腐化的生活形式，陳映真未免把港人看得太扁了。港人要求的，正是陳映真所說的「又莊嚴，有自主性，有民主自由的中國人。」這正是港人現階段努力的方向和著力處。可惜陳映真不察，反以此來責港人，而不問港人為什麼怕失去有莊嚴、有自主性和民主自由的生活。天下不平，孰過於此，寧不可嘆！

(七) 結語

我時常說，中國百年來的喪亂，原因諸多，而最重要的，是知識分子喪失了道德勇氣，在上者昧著良心為虎作倀，在下者昧著良心為己保財保命。他們的良心那裡去了。即使有「中國的良心」之稱的劉賓雁，還是在「文革」以後才敢站在黨人的立塲（注意：不是老百姓的立塲）講話，在「文革」時代，他有這個勇氣？可知他的「良心」也是殘缺不全的。至於陳映真，讀了「對談會」的記錄全文，其淺薄與諂媚，文藝尚不足觀，何論器識！更何論是個「知識分子的良心」！

「中國的良心」這頂桂冠，不必要誰的贈與，也不是靠誰的宣傳；它不是廉價貨。它的代價，是在國家、民族艱危的時候，敢講真話，指出一切危害國家、民族艱危的缺失，並參與匡正時弊，把國家民族帶上光明的坦途。因此，它是仁心與義行的結合，付出的代價也是重大的。

中華民族經五千年歷史的長河中，有過很多危難，民族的仁人志士出來了，把民族的危難解除，并使她重獲新機。一批批的仁人志士，都具有一顆良心，默默地為國族滴著血。這顆良心，是有血有肉的，不會是特別材料製造的，也不是換心人所能勝任。（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二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