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賓雁在香港和陳映真「對談會」，我曾專文批判。劉在臺的談話，我還是有話要說。

近兩年來，隨著民主自由浪潮的澎湃奔騰，大陸有不少高級知識分子因批判中共的反動統治而揚名於世，劉賓雁即為其中之一；但於臺灣而言，劉賓雁的知名度顯然更勝於他人，影響亦較他人為大；原因是他曾應中國時報之邀，來臺作過為期兩週的訪問，足跡遍及各處，且舉行過座談、發表過演說。然劉賓雁並不是我們一般人所想像那樣具有真知灼見，服膺於真理的傳統的知識分子，而是一個所知並不客觀、平實，所見和思又相當矛盾、複雜的政客型知識分子。因而我們對於劉賓雁的種種，允宜採取若保留的態度；肯定處應予肯定，存疑處保留存疑。

這是我寫這篇文章的動機所在。

劉賓雁與五零年代

我注意劉賓雁其人，算來已有三十多年。

民國四十六年，匈牙利爆發反共大革命之後，毛澤東為了要瞭解大陸究竟有那些是反共分子，或那些人對中共的統治不滿，就搞了一個「大鳴大放」的所謂「陽謀」，以「引蛇出洞」而加以整肅。劉賓雁即是被引出了洞的「毒蛇」之一。那時，劉賓雁還是共青團團員、中共「中國青年報」的編輯委員，擅長於報導文學。他也被打成「右派分子」，主要原因是他曾寫了一些報導性文章，反映了當時大陸社會某些層面的黑暗、悲慘情形。現在有人把劉賓雁捧成為「中國的良心」，所據的部分理由在此。這類報導文字，固然使劉賓雁被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尤其是他主張各報獨立，新聞自由，衝破教條，反映現實，更被定性為叛黨反共，而被開除了黨籍，並被下放勞改。

五零年代，是中共建立和鞏固其政權的時代，也是全國強行改變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結構的時代，曾推出了「土改」、「三反五反」、「鎮反肅反」、「抗美援朝」、「知識分子思想攺造」等一系列暴政，並對大陸民間的工商業、農業和手工業進行了稱之為「社會主義改造」的全面刼奪。在這種情形下的大陸社會，不要說是家家縞素，戶戶破產，搞到一片黑暗、悲慘，即使僅就中共為確立其獨裁統治的權威，而在社會各個層面進行種種迫害而論，亦已足夠使當時大陸的社會陷入一片恐懼和怨忿之中。劉賓雁在香港座談和在臺北演說時，卻謂五零年代是中共統治下大陸四十年來情形最好的一個時期，忘記了他的災難。他並且舉出實例，說道那時的大陸「沒有強盜，沒有小偷」，殊不知那時的大陸人民，不是生活在恐懼中，便是掙扎在饑餓線上。強盜與小偷無由產生，有了強盜小偷，也無物可搶，無物可偷。劉賓雁的說詞，如果不是別有其用意，就是在觀察和論斷事物時犯了膚淺、草率和以偏概全的毛病。

劉賓雁的覺悟與依戀

知識分子一般皆較具知的能力，他們因此而率先對共產主義有所覺悟，可謂理有固然，事所必至的。劉賓雁也是一位知識分子，而且頗有水準，他對共產主義和統治已有了相當程度的覺悟，應無疑義；要不然，他就不會有批評中共的文字，不會有叛離中共的行為。不過，我們應注意到：劉賓雁對中共的批評多半是泛泛之評，很少如其他知識分子 — 如方勵之、白樺等一大群 — 那樣從共黨的本質、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統治方式等方面去觸動其要害甚至靈魂的深處。

從劉賓雁被開除了黨籍而又重新入黨這件事來看，劉賓雁對於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享有的特權，顯然是頗為依戀的。又從劉賓雁竟然津津樂道其被下放接受勞動的鍛鍊體驗，亦可見劉賓雁的下放，乃是特權階級的虛應故事；非但不曾如其他被下放者那樣要「脫一層皮」，「換一副骨頭」；而是享受禮遇和優待，在那裡優悠地體驗他人的勞動，尋找寫作的題材和靈感的。

更令人煞費思量的是：劉賓雁曾寫過「第二種忠誠」那本書。

什麼是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一語道破之，那就是他的批評中共，並不是對共產主義和中共這個黨，這個政權「不忠誠」，而是以諍和諫的方式對它效忠。這不啻是在對中共的統治者鄧小平在大送秋波。據說鄧小平對劉賓雁的這種表現「很滿意」，所以能放他到美國講學。至於這是不是劉賓雁的一 種金蟬脫売之計，當然祇有劉賓雁自己才明白了。不過，我有一位朋友問過他，如果中共再要他入黨，會不會再入黨？他的答覆是：「可能。」準此而論，劉賓雁對中共，實有「二出三進」的心態。若然，則劉賓雁的立塲和心態，不僅就他的一些表面的作為，便相信他已完全轉變為「中國的良心」。

劉賓雁看東歐和中共

劉賓雁這次在臺北的演講，談到東歐諸國的轉變為什麼那麼容易、迅速，而大陸人民為什麼不能如東歐人民那樣輕而易舉地推翻中共。他的看法：是中共的根紥得很深，說這四十年來大陸所以這麼平靜，其故亦在此；甚至說大陸的人民雖然已普遍覺醒，都在反對和詛咒中共。但若有人擎起青天白日的旗幟，高呼打倒共產黨，他們仍會指他是「反革命」而過去抓他。

劉賓雁的這番話，既膚淺，又矛盾，更武斷，實在難以令人茍同。

就事論事，中共的確曾在意識形態、統治結構和社會組織等方面竭盡其所能向下紥根，特別是在意識形態方面，中共對於社會上原有的一般知識 — 尤其是高級知識分子，過去曾使用了種種殘酷的手段迫令接受所謂「思想改造」。對年輕的一代，曾從幼稚園到大學，以填鴨式的教育，有計劃地向他們灌輸馬列教條。對社會大眾，則曾以封鎖資訊、禁錮知識、文化藝術活動底層化、社會主義底宣傳，以及強迫性以種種政治教育，齊頭並進，多管齊下，迫使他們烙下愚化和奴化的意識。但四十年來，中共除了統治結構和社會組織方面的確撒下了天羅地網以外，在意識形態方面，並沒有紥下很深的根，要不然，何至於會有驚心動魄的「大鳴大放」，何至於有不斷的反抗和一波接一波的鎮壓和整肅，何至於喝中共奶水長大的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前仆後繼地向中共爭民主、爭自由，更何至於「六、四」前大陸有兩百多個城市的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工人群眾和城居民紛紛走上街頭。簡單一句話，四十年來的大陸，並非平靜無事，而是波濤洶湧。中共在意識形態領域並沒曾紥下它的根，而是連它本身也已有很多的人 — 包括各級和各種幹部、新聞、文藝人員，以至共軍幹部和士兵，都摒棄了馬列教條。天安門的革命所以沒有成功，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幅員廣闊，中共容易隔離和控制，一方面是群眾缺乏組織、計劃和統一的號召與指揮，力量不容易有決定性的發揮，決不是因為中共的「根紥得很深」。劉賓雁的看法和論斷，實在值得商榷的。

劉賓雁的臺灣印象

劉賓雁在臺灣兩週所作的訪問、觀察，所下的評語倒還平實。他肯定臺灣在經濟和科技方面卓越的成就，而批評了政治、文化和精神生活品質。

對政治，劉賓雁的語意是含混的，似貶而褒，褒中亦有貶，姑且存疑。他談臺灣的精神生活，認為社會中充滿著酒色財氣，這是事實，值得臺灣警惕、省思。這幾年來，有關當局和社會上一些有心人，對此亦早在針砭，呼籲、研究。我們固然不排除富庶和繁榮對一般人物慾的刺激，但臺灣必須盡一切努力匡正社會風氣，改進整個社的精神面貌。

劉賓雁談臺灣的文化，特別舉電視節目的內涵為例，我們也深有同感。電視節目好的嫌少，一般是炒冷飯、低俗；而且，商業氣味太重，的確需要改進。但劉賓雁在提到臺灣的作家時，祇推崇了極少數作品，而作者在文學修養並不能視為傑出，且是意識形態相當乖張的人。事實上，目前臺灣新舊的優秀作家可列舉者甚多，劉賓雁所舉顯然是不公道的。這種全憑個人的好惡為褒貶的態度，實在不是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所應為。

記得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在大衛營和赫魯曉夫會談時，曾概乎言之：「這是一個語意混淆的時代。」聽聽劉賓雁的高論，不免亦有此感，吾人宜慎思明辨，不可人云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