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鴉片戰爭及其影響

香港對近代中國的盛衰，有著密切的關係；發展到今天，其影響隨著資訊時代的進步，更發揮前所未有的力量；和過去漸進的影響，顯然有所不同。香港在「回歸」前哄動世界；移交前十年，世界輿論已在香港名酒店預訂房間供其代表、記者在移交主權時的採訪和居住。房租在近年也報升了兩倍，還未移交前的一年，已有一房難求之嘆，其哄動可知。不要說外國人對香港的回歸重視：連鄧小平也說：「如果我還在世，抬擔架也要來香港走一趟。」舉一反三，九十二歲垂死強人尚夢魂為牽，香港回歸的意義就不言可喻了；香港對中國的前途影響也可想見。

香港是鴉片戰爭割讓給英國的，談香港的影響，自須談鴉片戰爭。鴉片是毒害中國人的毒藥，釀成戰爭是中國政府禁鴉片、焚鴉片而起的。中國人有權對走私、強行進口的毒品查禁，也有禁止國人吸毒的權利；且有打擊走私、沒收毒品和焚燬毒品的權利。英國人用軍艦來威脅而致引起的戰爭，不管有怎樣的說詞，都是不義的戰爭。不管過去或現代的道德規範；甚至具體的國際公法，這種以武力威脅強銷毒品來毒害他國的人民，其罪證是無可狡辯的。英國人稱之為「商務戰爭」或「爭取國交平等之戰」等，是不敢面對戰爭實質的詭辯。如果說英國和中共談判香港「回歸」，無法堅持其底線，原因諸多，但都是次要的；主要乃不義的戰爭，在槍口下強迫中國政府屈從的條約所造成割讓的香港；如今租期已滿，還有什麼可談？雖然香港本島及九龍半島在條約上是割給英國了，但條約乃在槍口下訂立，槍口就是不義、強行毒化中國人造成戰爭的武力；這個惡霸就是英國。英國縱有最好的外交家，還能討價遺價嗎？

談中國百年來的衰弱，不能不談鴉片戰爭。鴉片戰爭是中國盛極而衰的一條明顯的分界線。滿清自嘉慶開始，已是盛極而衰。道光時代，全國彌漫著鴉片煙毒，遂有不得不禁的迫切措施。但不管怎樣，若無鴉片戰爭的發生，清朝雖然腐敗，但表面仍維持粗安的局面，列強還不致蜂湧而至，演至瓜分中國勢力範圍。終於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也就是鴉片戰爭，完全暴露了清朝軍隊不堪一擊，官吏顢頇無能；也徹底揭露這個所謂「天朝」的虛弱，是可以征服的。因此，從鴉片戰爭失敗開始，先後有英法聯軍的入侵，中法越南之戰，日本甲午之役和八國聯軍入京。每一役滿清政府都喪權辱國，割地賠款，中國已成列強侵略搾取的對象。在煙毒、洋貨的傾銷下，國凋民窮。啟中國以後百多年的喪亂；鴉片戰爭的遺害至深且鉅，是不容諱言的。

〔二〕南京條約與香港命運

大英帝國崛起於十八世紀中葉。一八三六年（道光十六年）運到中國的鴉片每年已超過 三萬箱。從道光元年到十九年，英國銷於中國的鴉片總值為西金二億三千萬元，一七八O 年，英國予東印度公司鴉片專賣權，以印度為產地，全力向中國傾銷。英國在印度每年徵稅的收入為五千萬鎊，其中抽自鴉片者為八百萬鎊。英國在中國銷售的鴉片，所得又在中國購買特產，運到歐洲出售得巨利，部分以高利貸方式借與中國商人，所得巨利，轉而又在印度擴大鴉片出產。這樣循環不息的收入，成了雄霸世界的大英帝國，其實大部分是搾取中國人的資源的。所以大英帝國的崛起和傾銷煙毒於中國有完全的關係。正如道光皇帝的鴻臚寺卿黃爵滋的估計，從道光三年到十八年，白銀漏疤共達三億兩以上。他曾上奏說：「以中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涸國之憂，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臣不知伊於胡底!」這種呼籲已聲動朝野，遂有林則徐欽差大臣到廣州禁煙的行動。林則徐收繳鴉片焚燬後，英國國會中雖然有人反對戰爭，認為這是使「英國永遠蒙羞的戰爭」，但仍以九票的多數通過。我們不必細述戰爭的經過，但反對派的預言，到一百五十年以後，中（共）英談判香港「回歸」時，英國自食其果，也的確因這句話全盤盡墨。

鴉片戰爭失敗，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清廷派欽差大臣耆英到英國軍艦「孔華麗士」與英代表樸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簽訂南京條約。這是完全被迫的城下之盟，該約共十三條，要點：開五口通商、準許英國領事駐紮，割讓香港、賠償鴉片、軍費等項損失共二千一百萬兩，協定關稅等多項條款。這是中國對外簽訂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條約之始，以後列強群起效尤，終於使我國淪為連殖民地尚不及的次殖民地。

南京條約對中國影響之大，是難以估計的。因為從此以後，中國關稅也得和外國協商，國內成為各國傾銷市場，新興工業無法興起，使我國從此陷於長期落後的境地；領事裁判權和租界的形成：中國在自己領土失去自主權。列強均以最惠國待遇，比照辦理各種條款；各國軍艦又比照英艦在內海航行，中國已沒有國防可言。一言以蔽之，殖民地尚有宗主國或保護國，中國則等而下之的次殖民地，任人宰割而已。

南京條約中關於割讓香港部份，規定香港的八十二點五方公里土地：「給予英國君主暨嗣後世襲立位者常遠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一八六O年（咸豐十年）十月廿四日，清庭又在英國軟硬兼施下，根據「南京條約」簽訂了「英國續增條約」，也就是「中英北京條約」，規定「永租九龍」九方公里的半島。從此，我國南方大門，最好的深水港口為英國所握有。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九日，英國又迫清廷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使九龍界限街以南的半島從「永租」到割讓；並租借界限街以北以至新界九百四十餘方公里。租期九十九年，至一九九七年六月底為止。也就是香港「九七」所涵蓋九龍與新界的租借部分的租期完畢，英首相戴卓爾夫人在一九八三年要求與北京當局談判的問題。

香港在廣東省臨海的一個小島，當年割讓時，原很荒蕪，像個漁村，也有海盜出沒。英國提起割讓時，道光皇帝還不知道香港的地理位置，實際上連當時š„地點也難找到這個蕞爾小島。儘管如此，清朝自立國以來，也因為從沒有過如此屈辱的割地賠款；香港雖小，但對道光皇帝的震撼卻是前所未有的。根據清史的記載，割讓香港的前夕，道光皇帝繞室徬徨，喃喃自語自責：「我怎麼對得起列祖列宗!」說實的，清自順治入關，歷代皇帝尚不失為英主，道光尤一反過去奢侈之風，自奉甚儉。可惜生逢帝國主義時代，又在工業革命的初期，西歐產業的文明一日千里，清廷尚自閉關沉睡。到咸豐逝世，那拉氏當政以後，囿於識見，未及時急起直追，終於敗亡；理所固然。

香港在南京條約簽定以後，英軍隨英艦開入香港。居民並末如臺灣割於日本時的抗拒；香港就此成為英國殖民地。這是中國衰弱演變的結果，而香港在此演變下身不由己；然有誰想到，這蕞爾小島，經歷一百五十年以後，脫胎換骨，一躍成為第三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大都市，像大英帝國皇冠上最耀眼的鑽石呢？

〔三〕香港歷史的分期及紀要

香港著名歷史學者羅香林教授，把香港歷史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一、商埠初建階段（一八四二－一九一一）共六十九年，二、文化建設階段（一九二一－一九四一）共三十年；三、陷入日治階段（一九四一、十二月－一九四五、八月）共三年另八個月；四、工商發展階段（一九四六－一九七五）共三十年。在第四階段的最後一年，大概是羅教授執筆寫香港歷史發展分期的時候。因為羅教授在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日便逝世。而往後幾年，香港還是在工商發展的階段；因此，這一階段應發展至一九八四年，到中（共）英協議簽訂後而止；便轉入第五階段：香港「回歸」的過渡階段，也就是從一九八四年至一九九七年六月卅日，約十三年。

羅教授當然是站在以香港為本位的歷史發展來分期。英國人要取得香港，其始是鴉片走私入廣州必經之地，而香港是個深水的海港，艦隻便於停泊，卸下私貨，由此轉入廣州和內陸各地。接管香港以後，其功能仍未變，已漸具規模，許多英商已不將香港祇看成轉運站，也建立了長久性的公司，做了長期發展的規劃，香港目前尚有些知名的英資公司如怡和、太古等，都是早期成立的；可說和香港同步發展的大企業。羅教授把香港開埠到一九一一年為初建階段，因為那一年正是滿清皇朝最後的一年。一九二一年中華民國成立，香港在英國的管治下，自然面對一個新的形勢，羅教授從一九一二年到日本佔領為第二期，也就是文化建設階段，是可以理解的。這一個時期，大英帝國也在變，帝國主義的霸權思想的色彩淡了，早期資本主義剝削工人的制度，經國會次第立法得以改善，政治中心已從皇室轉到議會，民主思潮的發展，重視法治的精神迅速建立起來。英國固然仍以殖民地看待香港，行政和立法體系完全操縱在總督之手，但司法獨立的精神，卻因國內議會政治的興起而網開一面，使香港崇尚法治的精神得以建立起來，祇要不觸犯法律，港人個人的自由得到法律的保障。應該是第二階段文化建設最值得稱道的地方。所謂文化建設，應該是行政、立法和司法及所歸屬的體系和機制建立起來，成為港府統治香港的運作和機制；不是字義上文化生活上的建設。

香港在殖民地政府統治之下，所關心的當然不會是香港人的文化生活。雖然不能說港府完全漠視港人的文化生活，惟確屬從沒有計劃提升香港文化，如果香港文化尚有稱道的地方，也是港人社會自我的提升，港府從未主導事功，是不必諱言的。一九五O年以前，香港袛有香港大學，是港府培養政府上層主管和專業人士的最高學府，英文中學的畢業生，成為港府中級行政人員的主要來源。一九五O年以後，大陸文化人士南來香港，私立專校蓬勃發展，也隨著香港的發展，香港政府才感到其當前的教育制度和規模無法配合，中文大學才建立起來，以後又以津貼制度補助其他專校，而理工、科技、城市理工諸院校先後的成立，都是香港後期一日千里的發展下，在迫切需要下產生的，並非港府主動的培養人才計畫的產物，也是納稅人的錢，只是港府因應得法而已。

第三階段是日治時期，應是香港自初建商埠以後的黑暗時代，日本攻陷香港，政治和軍事意義大於經濟利益，除了聲勢上呼應軸心同盟國家外，在軍事形勢上並無任何特別的意義。如直撲南洋，也不需要以香港為基地；攻華南沿海更無需香港。日軍佔領香港的三年另八個月的歲月裡，已證明日軍並無以香港為結集基地進攻南洋或華南。因此，日本攻陷香港，還須為居民籌措糧食，並須派駐軍守衛。港幣由匯豐銀行發行，香港淪陷，港幣已無兌換價值而變成廢紙，可見日本對香港之取得，實際毫無實質利益可言。然港人對日本的統治，印象十分惡劣；和大陸地區大城市的居民，日軍的殘暴並無二致；其對英俘的虐待亦然。

日本對香港的統治，在軍管下毫無建樹，自不待言：到盟軍反攻，香港建築物為炸彈所毀者多，市容已不復舊觀，日本人帶給香港祇有災害而已。

日本攻陷香港，仍師「以華制華」的故智，拖出一批香港鄉紳名流，組織了「香港華民代表會」和「協議會」。當時留在香港的陳濟棠，以其曾任廣東省長，又曾反叛中央，是日本人最理想出面維持治安的人，至少也要做個順民的榜樣，參加華民代表的行列。惟陳濟棠是個民族主義者，不為所用，在日本人嚴密的監視下，仍化粧逃出香港。離開香港以後，還公開發表其化粧避開日人的監視和檢查關口的過程，對鼓舞抗日軍民，影響很大。但一些甘為日人鷹犬或被迫參加上述兩會之人，曾以紅紙寫了善頌善禱的頌詞，呈給日本駐港總督磯谷，作為總督府落成的獻禮。特錄此無恥的歷史文獻以為後世告：「奉祝磯谷總督閣下新邸落成；海山嶽嶽，旭日當陽，萬戶樓臺，煙樹相望，瞻仰蓬萊，佳氣譎皇，威武字句，澤沛海疆，毓秀鍾靈，水遠山長，來臨是邦，綢繆匡濟，昕夕輝皇，慈靄仁風，潔比秋霜，爰築攸宇，思政建堂，采橡不斷，樸儉是坊，普茲大袤，盛被一方，熙冷春召，永奠苞桑。香港華民代表會李子方，羅旭龢、陳廉伯；協議會羅文錦、葉蘭泉、郭贊、伍華、郭泉、王通明、譚雅士、王德光、鄧兆堅、李忠甫、黃燕清、顏成坤、凌康發，李就、陸靄云‧周耀年鞠躬。」老一代香港人，當然知道目前一些名流，還有不少是當時呈頌文的後代。

日本向英國代表哈克特少將簽遞降書在香港總督府舉行，國府當時駐港代表潘華國將 軍（原青年軍二O二師師長）奉命不能副署，只以觀察員身份出席。美、加兩國也派了觀察員同時出席。戰時，香港戰區劃入中國戰區，而張發奎為中國第四區司令長官，轄兩廣，與香港最近。中華民國政府戰後未收回香港，一因英軍艦先佔回香港，二因英國乃戰時盟友，租約未到期，亦恐為其中考量之因素。張發奎將軍在中共成立政權後來港定居，直至去世，頗得港府的禮遇，是有歷史的淵源在。一說英國提議願接受八億英磅，為建設香港費用後可交回國府，當時以戰後難以籌措作罷。而香港在戰後未收回，又有誰想到「天留孤島與遺民」，香港成為詩人和許多未見容於中共而成棲身立命之所，因而得此禮讚呢？

羅教授對香港第四階段的劃分，乃從戰後到他執筆成著之時，也是在世之年的前三年 （一九七五年），這一段時期，顯然跨越了中國大陸從國民黨主政到共產黨主政，也可以說明羅教授對香港歷史發展分期，乃以香港為本位的。這種分期不能說不妥，但必須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對香港的發展和影響，有劃時代的意義。如果羅教授以為從該階段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祇有四年，不足劃為另一階段的話，則日治時代連四年尚不足，何以又可獨立成一個階段？故羅教授以香港為本位的歷史分期，至此真意自出。況且日治時代，乃戰時管制的非常時期，不在英國管治之下。不過，如果仍以羅教授的標準做分期，是否要直到交接的一九九七年為止？實在很難下定論，羅教授成文之日，在大陸「文革」結束未久，瘡痍滿目，正埋頭做善後工作，未暇顧及香港事務；港人亦少有人提及香港未來的前途。故一九九四年「中英協議」簽定以後。香港轉入雙方確定的過渡時期，已不是誰的標準合不合理的問題，而是協議簽定下的執行，實際上的階段劃分，已不是以歷史觀點的認定了。

羅的第四階段從英國人重新管治香港說起。其初的數年，不外使香港恢復舊觀，並無特別的措施。實際上，英國本上經大戰以後，元氣大傷，首都倫敦仍在瓦爍頹牆之中，英國首相還要親到華盛頓求借貸；那還有餘力東顧這塊殖民地。

一九四九年十月初，中共部隊已佔領廣州，並迅速展開對國軍追擊，華東、華南除海南島、臺灣及分布沿海小島尚未佔領外，大致上在大陸戰場上已掌控大局。

國共內戰最大受益者應為香港，共軍由北而南，逃難者南來，就是到香港，求當時唯一能托庇的英國殖民地。有許多在戰事未發展到眼前之時，已將資金匯到香港，其中以上海最多。廣州仳鄰香港，對中共統治較陌生，又以初期的放任政策，廣東富豪很少有移港的打算，到時局急轉直下，想轉移為時已晚。故香港富豪之粵籍者，大多在港發跡，少有從廣州或其他粵省地區移來的世家；蘇浙則不少，其後以人和地利盡失而中落，又當別論；五十年代上海幫在香港風光一時，年長一輩的港人仍記憶猶新的。

香港成為國共內戰的受益地區，不只南來的資金，上海紡織的技術人才和設備跟著而來；香港後來的廉價成衣，能在世界市場搶得先機，基礎已在五十年代奠定。七十年代香港轉化為工業製品的城市，紡織業首先起了發酵的作用。

香港能在內戰中未被波及，反而得益，和英國的管治的政策固然有直接的關係；也和英國高明的決策有其不可分開的間接關係。其中最重要又易為人疏忽的，乃戰後復員，英國未顧眼前的利益，立即宣佈原有已發行的港幣繼續流通，為港幣建立了長遠的信譽。因日本佔領香港的時候，不但曾掠奪匯豐銀行存庫港幣，還強迫市民以低價兌換率的港幣換軍票。英國收復香港後，如果廢棄舊的港幣，其實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或以舊幣打折兌換新幣，就更輕而易舉。然英國放著眼前的利益不取，謀求長遠建立港元的信譽，不折不扣的流通，不但使金融體系復原迅速，而且使港幣成為大陸人民信賴的貨幣。金圓券發行失控以後，幣值一日數變，港幣已成大陸最可靠的流通貨幣。對香港金融經濟發展的助益，實屬無可估計。此外，英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率先承認，不惜犧牲國府，將其在港的資產，包括民航機和招商局的船隻，全部扣押並送予中共接收；使香港在英國外交承認中佔到有利的地位。國府以後在臺灣能立定腳跟到經濟起飛以後，再成為對外投資的大國，始終不敢在香港置產發展，就是前車之鑑，英國人對國府落井下石的歷史，臺灣至今難忘。但對香港的利益來說，英國對中共的承認，換得香港安定發展長達三十五年之久，直到「中英協議」的達成，香港才轉入移交的過渡時期。

對香港問題有研究的作家劉健先生，以「人口遷移」，把香港歷史分期，只劃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一八四二－一九四八年）除去淪於日治時期不計外，共一百O三年；第二階段（一九四九－至目前）共三十三年（劉文成於一九八二年：見「從中國近代史看香港前途」）。他說：「在第一個時期，中國與香港人口遷移是沒有限制的……在第二個時期，香港政府訂了「一九四九年移民管制條例」。管制非本港土生人士來港，離港以及在港內活動。」也的確如此，以人口遷移為歷史分期，一九四九年以後，香港才從不到百萬人口，發展到目前的六百五十萬，其主要來源不在原有人口的出生率，乃在大陸地區遷移而來的。但到目前為止，連一九四九年以後來港，在香港結婚後所生的子女，和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土生，剛好是總人口的一半。

劉健的「人口分期」，在一九八二年成文時，當時香港人口在五百五十萬左右，從一九八三年中（共）英談判，香港往外移民驟增，惟從大陸到香港的人也較前日多，兩相抵銷以後，加上出生率在此十三年間，香港人口較前又超過一百萬。

從人口結構分析。一九四九年前原來的居民，大多只有國家、民族的意識。惟一九四九年以後，在逃港難民不斷增加，而中共在大陸實行諸項運動，港人以仳鄰的關係，亦知之最詳。從一九四九至「文革」結束為止（一九七五）約二十五年間，香港人對中共不具好感，更具體的說，除少數外，大半不反共也拒共。「文革」結束後稍好轉；但恐共之心仍在，故一九八三年談判開始，香港的移民潮也開始出現。以隆從大陸來港的一百萬新移民，在鄧小平開放的政策下，和在大陸接受教育，一般來說，比較認同大陸；而過去右派人士，隨著年歲的增長，影響力已漸走下坡，這是近十年來，中共也能自稱有民意基礎的原因。惟時代的民主思潮，對香港新生代影響日增，故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發生，香港百萬人走上街頭，大部分是在香港受教育的年青人。歷次選舉中民主派大勝，亦可看出人口結構對政治的選擇，如果在自由心證下選舉，港人對中共未來的管治，顯然還是不放心的。一九九四年立法局議員的選舉，便可佐證。因主要親共而著名的候選人，包括曾鈺成、程介南、譚耀宗在內，在票源穩固的區域中，都輸了有把握連任的議席。

〔四〕國共鬥爭在香港

國民黨還未在大陸地區出現已在香港活動了；這和國民黨總理孫文開始從事革命工作有關，其過程不必縷述，這裡只指出國民黨對滿清最重要的一次武力革命－－黃花岡之役，就是以香港為基地，可惜事洩，名冊已落入清政府手裡。從香港及各地到達廣州的革命黨人，不甘束手待捕，不待總指揮趙聲及留在香港待運的軍火，就提前辛亥（公元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由黃興率領分三路進攻提督府；事敗，大部分國民黨菁英被殺。能逃脫者大多化粧潛回香港。此役以後，革命風氣彌漫全國，同年武昌新軍起義，滿清皇帝退位，中華民國建立。

清帝雖然退位，但掌握軍隊的將軍並沒有交出軍權，並就地盤指，軍閥割據的局面形成。臨時大總統的政令不出兩廣。孫總理為建立一支有理想的軍隊，一九二四年任命蔣中正為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兼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夏間，蔣先生從上海坐船到達香港，由聯義社負責人陳毓梅陪同護送到廣州視事。聯義社是海員組織的革命團體，由於香港是當時海員主要的結集地，故聯義社乃以香港為總部，社員俱以效忠孫總理為職志，革命成功以後，孫先生身旁的侍衛，還是從聯義社社員挑選出來的。聯義社以後成為國民黨在港澳的國外組織，但其存在比國民黨總支部還早。蔣先生退守臺灣以後，每年仍以私人名義致贈生活補助金給陳毓梅。六十年代初期，陳先生以逾九十高齡始去世，蔣先生的資助每年從未間斷。

以上只說明國民黨在香港的歷史淵源，早在孫總理佈建革命根據地時已開始。迨大陸退守，國民黨重新在香港建立組織，並納入該黨中央黨部由海外工作會指導下建制，其初由朱力一任特派員，其後以朱年歲已高，不再設特派員，由陳志輝任主任委員。朱在任時，另設書記長，至陳時由陳兼任；陳退休以後，未再設主任委員，以委員會委員集體議事，另設書記長掌理日常事務。

國民黨在港的人事組織，名為秘密，實則都已「曝光」，其主要負責人不但港府政治部知道，有時報章也會揭秘，成了公開的秘密。這是和國民黨日漸成為民主政黨的體質有關；除幾位專職者以外，均為義務職，故只有道義的服務，沒有一定必須遵命執行的責任。這些都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對抗時吃虧的地方。我在香港擔任華僑旅運社總經理期間，收到一封沒有寄件人的姓名和地址，是三件不同性質的文書，用簡體字打字的影印本，照內容所透露的具體性，應是香港左派高層有指導性質的文件。其中有關國民黨在香港的情況和分析，鉅細無遺，倒把我嚇了一跳。後來我把許家屯香港回憶錄相關文字對照一下，文件所洩露的，未必沒有根據。許在回憶錄第十二章三二O頁有這樣一段話：「國民黨的黨組織活動，處於地下狀態。國民黨港澳總支部的負責人是陳志輝，其下有二十多個支部。但活動仍是半公開的，多以各種商業、民間團體的面貌出現。……這些人的觀念也逐步變化，有些人開始同大陸做生意，有些人同香港的中資機構往來，但是直接同官方即新華社來往的，仍然很少。」三二一頁又說：「另一部分是臺灣的派遣機構人員，……其中極少數人在大陸改革之前，已秘密同大陸官方有聯繫，改革開放後，又有一些人同大陸官方有了秘密接觸。」

許家屯回憶錄所說大致可靠，他沒有說謊的必要，他直指臺灣派遣機構的人員和中共官方有秘密接觸，就難怪中共對國民黨在香港的結構和活動有如此精到的分析了。他在同一章第三四一頁更具體說：「還有一些國民黨派出機構的人員，雖然沒有見過面，但他們私下讓人帶信，送小禮物給我，表示願意同我建立聯繫；某些事情他們請我幫忙，我也幫了一些。這些人的情況，這裡就不敘述了。」這還不夠清楚嗎？要中共駐港首要負責人幫忙，難道沒有條件嗎？中共對國民黨在香港的情況，可能比國民黨中央黨部還清楚。周恩來出席「萬隆會議」，國民黨特工預備的行動，據後來中共公開的文件透露，已立即通知港府設防，並延期成行，結果逃過大劫，正是證明國共在香港的鬥爭，國民黨不如共產黨的隱蔽，而國民黨內部的洩秘嚴重，那是最大的關鍵所在。

中共和國民黨長期鬥爭，對其本質的了解，比任何研究專家更權威，不妨就上述左派文件研析國民黨在香港情況的說明，在此節錄如下：

『臺灣國民黨在香港的組織，大體上有兩個系統：一個地方組織，即「港澳總支部」及其領導下的七個支部，一個是臺灣「中央」各部委的駐港機構，這兩個系統互不隸屬。「港澳總支部」受臺灣國民黨中央「海外黨部」的領導，各駐港機構則受臺灣各派出部委的領導。

「港澳總支部」所屬七個支部，分工負責工運、公務員、工商界，新界、同鄉、宗親及武館、文敦、宗教等七方面的工作，其成員除主要領導由臺灣調派之外，多為香港永久居民。這七個支部的領導人老化非常嚴重，而且組織渙散，有些一年當中也不開一次會，即使開會也是稀稀拉拉的。去年「六四」以後，臺灣派人（由海工部及僑委會先後來過兩批），整頓在港基層組織，提出三方面調整：一、調整七個支部的領導班子，由較年輕的代替年老的；二、調整策略，積極參加九一直選並提出口號：「不是敵人，就是朋友。」意在拉攏中間派，支持民主拒共派、孤立左派，同時取消探親旅遊不是以三民主統一中國；三、調整陣地：即提出所謂「三轉」：鼓勵其成員轉入政府部門、有聲望的社會機構、轉入左派社團或機構。

臺灣各駐港機構分別隸屬臺灣「中央」十六個部委（政府系統、黨務系統、情治系統、外圍組織等），直接受臺灣諷整大陸政策的影響，在香港的活動策略也有重大調整，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為盡可能在香港保存生存空間……，二、加強培養僑生……，三、加強臺灣經貿（從略）。

國民黨在香港到底有多少黨員，連它自己也說不清楚，據了解，「港澳總支部」下屬工運、文教、新界和同鄉、宗親會四個支部中，最多的一個支部工運才有六OO多人，考慮到臺灣駐港機構的黨員應比當地組織中為少，所以它雖然號稱二十萬，實際上真正有聯系的活動分子不足二萬。值得注意的是國民黨在港的這兩個組織系統之間有很大的矛盾。』

國民黨的成員大致以情義和理想參加，沒有甚麼規約束縛，其至合則留，不合則去；多年不繳黨費司空慣見，不喜歡誰做聯絡負責人，也可以當藉口不出席。中共稱之為「渙散」；也未嘗不可以說：國民黨黨員都是自由結合的成員，只有情願的義務，沒有強制服務的任務。這也是和中共黨員最大的不同處。

除非是中共在港的地下黨員，很難了解中共黨員在港的組織和活動，如果是普通地下黨員，恐怕也只有知道本身參與的活動，甚他還是不大清楚，這是和共產黨組織形態有關，外間不易猜測。五十年代初期，由於中共黨員陳寒波的叛變逃港，在報紙上發表了不少揭露中共的組織，終於在港被殺。此事當時頗為轟動。以後有曾昭科案的揭露；「保釣運動」、和「文革」時代左派大暴動事件，香港人也只是知道中共地下黨「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的活動，其力量足以影響香港的治安，致於其組織及成員多少，還是無法了解的。

許家屯是一九八三年來港，出任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書記和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當時香港情勢已急轉直下，無法體驗港五十年代到「文革」結束（一九七六年）歷四分之一世紀右派勢力的龐大；如果說與國民黨的領導完全沒有關係，恐怕也與事實不符。上述的文件對國民黨在香港工作的譏評，也是後期的現象，香港已轉入倒數計時，國民黨對兩岸的態度亦和過去不一樣。祇有香港人最清楚，一九五六年的右派暴動和一九六七年的左派暴動，國民黨在香港所展現的力量，不是一九八三年以後所能比擬的，這是形勢比人強的結果。進入後過渡時期，國府派出完全不懂港情的人來主持，到後來還兼領黨務，不知和忠貞老黨員結合，還罵他們掉了大陸到香港「搞搞震」，又竟和新華社官員公開合唱；並主張雙十節不必掛國旗，心中有旗就好了；這些行為和言論看在香港的忠貞人士、國民黨黨員眼裡，他們能不氣餒和渙散嗎？

本章參考

一、李定一著「中國近代史」。

二、許之遠著「諤諤集」：「香港」「九七」問題論列。

三、羅香林著「香港歷史的發展分期」。

四、劉健著「香港前途雜思錄」。

五、許家屯著「許家屯香港回憶錄」。

六、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八日重慶大公報「日本投降的前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