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香港政府的左右平衡政策

歷史歸於歷史，真實的歷史才是信史；「厚今薄古」，或「厚古薄今」，都是以當時的政治需要來寫歷史，歷史的真義便打了折扣。是不足為訓的，也是信史的大忌。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不必諱言，第二次大戰任英國首相，比美國總統羅斯福的認識較徹底，他反對諾曼第登陸，他認為先解決東歐各國被德國的佔領，才可以堵住蘇聯的出口和擴張。歷史證明，他的判斷是正確的。羅斯福急於擊潰德國，沒有防範蘇聯掩有東歐，以致戰後成為勢不可制的大患。邱吉爾在史太林佔領東歐後，又給了一個「鐵幕」的名詞，和東西對峙的「冷戰」。共產主義運動發展到中國大陸，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是如日中天。由於英國的殖民地－－香港的存在，英國立即和中共建交，成為保障香港利益必要的手段。另一方面，又必須防範中共對香港的控制，妨礙英國在香港的管治和利益，於是有「左右平衡政策」的實施。

英國是帝國主義侵華的先鋒，又是第一個有法約中國地區的殖民地統治者。澳門雖較早由葡萄牙人經營（明中葉），但未在槍口下簽約割讓；以後葡萄人比照香港，佔有澳門，德國租借威海衛，法國租借廣州灣，蘇聯的旅順、大連；日本佔領琉球和強割臺灣，都是效法英國；英國是近代侵華的始作俑者，乃毫無疑問的歷史事實，故對中國人的統治，也最有經驗和心得的。

中國人在無可奈何下，祇可「以夷制夷」，利用列強的矛盾下求茍延殘喘，但少有成功的例子。堪可記的僅有以白銀贖回遼東半島，和撤銷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是西方列強對日本施壓力下的結果；但中國的損失還是巨大的。列強只為自己的利益打算，我們何能寄望其為中國？「以夷制夷」之政策，其無補於時艱，更何待言。惟列強「以華制華」的成就卻十分顯著，如中國境內的上海租界和殖民地的有效統治；汪精衛的漢奸政權的成立。都是「以華制華」成效的證明；而香港的管治，應是這一政策的最佳標本。左右平衡政策祇是這一政策的引申而已。

一九四九年，香港政府訂定「一九四九年移民管制條例」，自可認為因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措施。當時中共政權在初創期間，根本無暇顧及香港一些條例的訂立。在此以前，大陸地區人民來港並無任何限制，特別是廣東人，香港原隸廣東省；又以屬寶安縣的沿海小島，寶安縣人原為土著，香港在條約上乃土地割給英國，當然也沒有細節的規定，更無土著人民不得入境的規定。但該條例的頒行以後，香港人民入境處就有法律的根據，可以拒絕香港以外的人民入境；而且該條例對非本港土生人士來說，可以管制其離港，以及在港內活動。也就是說，凡屬非土生居民，如是非法的刑事犯，固然可以遞解出境；政治性的人物，即使沒有犯罪紀錄，也可以「不受歡迎」的理由遞解出境。因此，這一條例的訂立，大大地降低左右兩派的衝突。

一九五六年，大陸人民經歷了中共統治六年，期間經歷了肅反、土改、三反、五反。肅反是鎮壓反革命，主要的對象是國民黨留在大陸地區的軍、政人員及相關的親屬朋友；土改鎮壓地、富；三反五反針對工商界的改造。香港人大多數為粵籍人土，廣東又為海外的僑鄉，人民不是商人便是薄有田產的自耕農，華僑大多為地主，富農成份，因此受到衝擊也最大。中共中央對當時廣東省省長葉劍英的地方溫情不滿，認為土改不徹底，派了陶鑄來粵主政，提出了「村村流血」的口號，粵人受害之烈可想見。許多港人接到留在僑鄉親人的訊息，其感憤亦可想見。那一年正值匈牙利人民抗暴，對右派社團人士起了鼓舞作用；在雙十節慶祝餐會後，在九龍青山道燒毀有親中共色彩的製餅廠。此事一經報導，立刻演變成對左派工廠，社團的衝擊。兩派血淋淋的攻防在工廠和街頭展開，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大的一次暴動，經港警和駐軍的鎮壓和戒嚴多天始平息下來。

自一九四九年大陸大量政治難民來港到暴動發生，右派工人團體及其成員的數量，遠比左派為多，因此衝突的結果，左派工人的死傷，應較右派為多。平息以後，港府政治部遞捕和遞解出境的右派人士，也遠較左派的多；以後對右派社團的發展和集會，都有嚴厲的限制，應是港府平衡兩派勢力最好的說明。

一九六七年，正值大陸「文革」年代。香港左派團體受到鼓勵，居然也效法大陸紅衛兵的所為，要向「港英」奪權，當時港督戴麟趾，是香港有總督以來最難堪的一位，與今天的彭定康相較，尤有過之。同年五月，左派群眾，大部分是青年和學生，每人手執「毛語錄」到港督府示威，圍牆四週貼滿抗議的大字報。群眾還拉起大布條，寫著「戴麟趾滾出來!」彭定康雖然受到許多人身攻擊，但仍遠不及戴鱗趾的屈辱。由於「文革」的輸出，在香港是第一站，是香港一頁不能不記的歷史，對香港的影響比右派的暴動大得多，應以另節專文來寫。這裡祇說明港府對左右兩派勢力的平衡政策。

港府對左派的暴動，很巧妙運用右派來對抗，一方面利用原有的自由社團，也就是右派的工會、同鄉會、宗親會和地區性的街坊福利會出頭號召；另一方面鼓勵右派人士出來組織民安促進會，來保衛民眾的安全，以補警力的不足。更支持工商界在工廠和商業機構 清除左派僱員；鼓勵媒體大量報導左派各種暴力活動，激起港人的反感。終於匯成不可抗拒的輿情，把左派暴動的氣燄壓下去。到英國透過外交的途徑，得知中共中央並未同意「文革」輸出，也無意收回香港的時候，港府政治部毫不留情地拘捕暴徒；使左派蟄伏長達十五年之久。而這平靜的十五年，使香港人得以集中精神，建立成一個現代化的國際大都會，世界金融中心的香港。

十五年驀然回首，香港已在「燈火闌珊處」，成為一顆亮麗的東方之珠，邁入八十年代了。

〔二〕右派勢力的建立

中共政權在北京成立，美國原駐大使司徒登雷尚留在大陸，其意圖是十分明顯，要與新政權接洽；一方面發表對臺白皮書，把大陸失敗的責任，完全推卸到國府來承擔，並將臺灣劃出在防衛之外。兩者均為對新政權一種示好的訊息。在這期間，中共已迅速佔領海南島。對美國示好完全不放在眼內，司徒登雷終於黯然返國。共軍陳兵福建，不久進攻金門，作為攻臺的前哨戰，結果失敗。這是國軍自徐蚌會戰以後第一次勝利，立即轉變戰略，就地設防固守不撤，與馬祖成犄角之勢，作為臺灣本島的屏障，開始了兩岸對峙局面。

平情而論，以當時中共新政權的銳氣和共軍的兵力言，如果決心佔領臺灣，也許犧牲慘重，但最後能達致佔領的目的，如無意外，應屬可行。大概是毛澤東的輕視，以為國民黨四百萬精銳和二百萬雜排軍隊尚可擊潰，殘餘敗軍何足論!誰料韓戰即起，毛又以好大喜功，不先解決臺灣而入朝鮮參戰，與美為敵，以致杜魯門下令第七艦隊協防臺灣，終毛澤東之世連金、馬尚難佔領，何論臺灣。與當年國軍追擊二萬五千里，共軍祇剩下二萬人時，不思翦滅，終於敗守臺灣一樣，歷史有時真教人啼笑皆非。

國府在大陸撤去到臺灣，其初尚在「風聲鶴淚，草木皆兵」的環境中。根據香港老一代國民黨幹員的口述：他們回臺到「革命實踐研究院」受訓，陳誠到院演講，就曾描述國府初遷時期的危險，準備共軍佔領臺灣後上山打游擊，也準備了被俘時自殺的毒藥。從陳誠的講述，國軍初到臺灣時，對防守臺灣並無信心。如果毛澤東只要暫時忍耐一下，先解決佔領臺灣才和美國對抗，歷史恐怕就會改寫。更不必說在香港會有支持中華民國的右派勢力的出現。

美國政府發現中共仇美的觀念根深柢固，一方面對國民黨又誤解重重，不予信任；轉而支持南來的知識分子，和一些初到香港原屬國軍的將領；這就是國共以外的第三勢力，在中共建立政權、國民黨初撤臺灣在香港形成的原因。然而第三勢力沒有美國預期的發展；而中共突出兵入韓參戰，顯然不是麥克阿瑟將軍與杜魯門總統會面時的預測：中共不會參加韓戰的結論。杜魯門下令第七艦隊防守臺灣，不久恢復對臺軍援。第三勢力在香港就此瓦解；而國府開始進入穩定狀態；香港支持國府的力量開始結集，建立了所謂右派的勢力。

右派勢力的建立，和國民黨駐港澳總支部的領導當然有一定的關係。國民黨以歷史淵源，駐港總支部早已存在，惟始於何時，除國民黨中央已很難說清楚。大陸撤守以後，駐港澳總支部書記長為李義，應無疑問。國民黨中央以港澳地位日益重要，到國府遷臺穩定以後，先後派鄭介民、王任遠、朱力一以特派員的身份來港，統一就地指揮總支部的組訓工作和活動。惟以年代的變遷，體制亦有改變。但黨員依其屬性，分隸各個支部。其公開活動則歸轄於運動委員會領導。

我曾在第一章第四節中，引述中共在港機構發出的文件和譏評：「最多的一個支部 （工運）才有六百多人。」其實中共文件乃近年在「過渡時期」所看到的現象；惟決不是五十年代國民黨的工運隊伍的原來體質。

右派勢力的建立，和國民黨當年工運的成就有密切的關係。一九五五年十月雙十節前夕，「域多利九龍新界搪瓷自由工會」主席孔松，在其任職的工廠中因護旗為同廠隸屬左派工會的成員殺害。港九工團總會（簡稱工總）為孔興建紀念堂而組團回臺進行籌款，各自由工會推派代表四十九人，到臺後由當時僑委會委員長、海工會（當時稱第三組）主任鄭彥棻介見臺灣工商界領袖，籌得之款項，乃能購買旺角長沙街十一號地段並興建「勞工大廈」，為適應香港公司法及特殊環境，在港之募捐款，悉歸「工總」指派工會領袖為持股股東，其餘大部份，由黨、僑指定可信之人為持股股東。「勞工大廈」之落成，使右派勢力長足發展，會員最多時曾達卅萬。

國民黨在學運的發展亦頗可觀；新聞、影視和文教，當時幾全為右派自由人士所掌握。新界支部的發展，到今日為止，雙十節的中華民國國旗仍到處飄揚，正可說明右派勢力是根深蒂固的。這都和五十年代所建立的基礎有關。

國府以歷史淵源，對華僑遠較中共密切。近年來中共僑務政策改變，爭取僑胞支持國內各項建設，頗見成績，香港人投資額且是全國外資的首位。海外華僑對廣東、福建僑鄉的捐助，是粵、閩兩省全面改觀的原因。但中共過去在僑鄉實施土改，清算地、富的僑眷或歸僑；「文革」時代對「資本主義的走狗」、「裡通外」的僑眷，也是慘不堪言。和國府的僑務政策有很大的差別；在輔助海外僑生回國就讀的政策上，造就海外僑社專業人才，對當地社會的發展，其貢獻是有目共覩的。星、馬、印尼、泰國的僑生表現十分出色，且彌補了這些地區專業人士不足的缺憾。香港在中文大學還沒有成立的年代，許多無法進入香港大學的學生，很多到臺升學。香港留臺的大專畢業生至今計達三萬人，許多已成了香港各界的中堅。即如中共在港機構文件的分析「反共拒共的宣傳在香港輿論界佔優勢」，「現在已查明，香港主要報刊的主要版面，大多掌握在臺灣大學（包括臺灣的臺大、政大、師大和香港的珠海書院）新聞畢業生手上。」這個認定完全是對的。也說明右派勢力的建立，和國府的長期注重僑教有完全的關係。

影劇界和文教界，前者由於臺灣的市場開放，行政、編劇等人才，臺灣大專畢業生也佔了相當份量；後者就更不必說了，香港中小學校的校長，由臺灣大專畢業生擔任的逾百，他們組織了校長會、教師會。

上述同一文件說：「這些人（指新聞界）雖然組織上不是國民黨員，但思想體系和政治傾向接近，或易於接受國民黨反共勢力的影響。」這個論斷，未免帶著黨同伐異的色彩。臺灣自由思想的教育，造就了人們有獨立思考的能力。臺灣批評國民黨政權的言論很多，就可證明國民黨以黨來影響人的思想有限。香港輿論界反共，是共產黨的政策或措施失當，不能說全是誰的影響。

〔三〕震撼港人的逃亡潮與「文革」輸出

當「中英協議」草簽以後，大部份香港人對英相戴卓爾夫人的虎頭蛇尾深表不滿，對她的「鐵娘子」的美譽也深不以為然。港人忘記了英國外交的守則：「沒有永久的敵人，祇有永遠的利益。」港人從疑惑中淪於徬徨，反映在股市和樓價上。當時中共總理趙紫陽對港人的徨恐，似故作不解的說：「我不知道港人為什麼不放心!」以後，鄧穎超（周恩來遺孀）多次接見港記者、訪問團的時候，照例也笑著拜託說：「請你們放萬二個心，香港「回歸」祖國後一切照常不變；也請你們回去告訴香港同胞。」令人感嘆的是，當年叫港人放心的趙紫陽，他自己的處境，恐怕也放心不下。

不管中共首要們怎樣的說詞，香港人對「回歸」後的前景不放心，不是有什麼大道理，祇是他們以身歷的經驗，實在放心不下。不必說有許多從大陸來港的人，有過對中共的認識，就以港人在港的經驗，也教港人對未來的前景產生徨恐的。大陸逃亡潮和「文革」輸出的左派暴動，對港人造成的震撼，恐怕很難磨滅。

香港新界和大陸，祇有羅湖橋下一水之隔，落馬洲與蛇口相望；從山嶺則翻過梧桐山便是新界。沙頭角還有條中英街，過了路中線便是。自從大陸開放以後，兩地居民更接近，春節和清明節，港人回鄉過年或掃墓，動輒超過百萬人；大陸客每天川流不息來港旅遊，在港做案的歹徒，兩三小時後可以在廣州飲啤酒，深圳和珠海市更近。地緣的關係，香港人對大陸動態遠較其他地區人士清楚。又以香港新聞自由，少有禁忌，故所知亦多。

中華人民共和國穩定以後；大概在一九五O年底，大陸來港者不能自由出入；要憑批準證明才可離境。以後香港人口日多，英國透過外交途徑，與中共達成協議，每日持單程來港的人數規定下來，雙程者必須在限期中離港，一直沿用至今。在此之前，香港政府大致採用「抵壘政策」，抵達港境便收容，領了身份證便成香港居民，以後要能到達市區才算。移民協議談判以後，港府對逃港人士，採取隨捕隨解方式。近年部份避過查捕之留港 者，成為黑市居市，在香港仍是個可觀的數目。

中共在參加韓戰的同時，便進行「肅反」，鎮壓國民黨留在大陸殘存的勢力及人物。 由於香港地緣關係，可以聽到大陸廣播。有一些重要的人物公審，大陸廣播電臺還作現場的廣播。其中著名的國府廣東省教育廳長姚寶猷的公審大會，我們這一代的港人，很多就從廣州廣播電臺聽到。其歇斯底里的控訴聲和喝打，淹沒了整個過程，祇知道姚寶猷就地槍決而已，究竟什麼罪狀，聽者也難以明白。這種公審廣播很多，也教人不寒而慄。近年也偶有法庭的公開審訊，還有辯護律師出庭代表被告答辯。幾年前有一位港人被扣，因不準香港律師代表，只可請了大陸律師，法庭也準許現場作電視轉播，港人才發覺大陸的辯護律師，根本不曾為被告犯法辯護，卻以國家仁慈，政府寬大，要被告承認控罪，不可抗拒，以免從嚴論處，看得港人目定口呆；此事頗引起香港輿論界的譴責。香港人對大陸過去法治不放心，並不是沒有道理的。

「肅反」以後，大陸大小運動接踵而至。自從中共禁止人民自由來港以後，偷渡者便不斷出現，能到達新界的香港地區，便算成功了。以後每遇運動，偷渡者都必然增加，許多可歌可泣的逃亡故事，港人在報章上讀過不少。其中最感人的一對情侶，男的大腿被鯊魚咬斷，女的還把他的屍體帶上岸來，並在海邊設祭亡靈，中年的港人也許記憶猶在。詩人黎晉偉為此事寫其事：「生死鴛鴦曲」，傳誦一時，句中有：「自由換得有餘哀，伊人逐恨滿江隈。」每次運動，不但逃亡者增加，香港水域也常發現大陸浮屍；「文革」時代的「五花大綁」，浮屍到香港水域，港人的記憶猶新，這些恐怕都是不放心的理由吧!

一九六二年五月發生的大逃亡潮，震撼全體港人的心弦。許多尚有親人在大陸的，都以僥倖之心到新界逃亡者常達之處守候，有的熱心的人士，請假帶了茶水和食料去接濟，有的做嚮導，接帶逃亡者到人民入境處辦理入境手續和身份登記；據不完全統計，五月逃亡潮約有三十萬逃亡者平安抵港。至於在梧桐山失足墮崖喪生；因泅水溺斃者多少？就無法估計了。

大逃亡是中共推引「三面紅旗」徹底失敗後所衍生的。也就是土法煉鋼、農業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以後的事。人民公社連僅有的餘糧都吃光了；全國陷於大飢荒，人民水腫、色盲以至成為餓殍，城鄉到處皆見，也是香港人排隊寄油糧回鄉接濟親人的年代；不久逃亡潮便發生。事後從大陸傳出的消息說，逃亡潮的發生的原因有二：其一就是糧食不足，守邊境的軍隊也看著不忍，乾脆撤守不顧，飢民一旦得到消息，蜂湧而過，這個消息一經擴散，公社大隊農民就地放下鋤頭，就往邊界跑。第二，也因為糧食不足，全國大飢荒，東南沿海軍心失控，且傳其中駐部和國軍連絡上，恐當時國軍乘勢反攻，把僅有的糧食、物資北運，到了衡陽才佈防，東南沿海成了真空。後來大陸開放，曾求證過當時相關人事，確屬如此。到中共確定國軍未登陸，才又恢復控制；故逃亡潮從開始到結束，祇有一週左右。然在香港歷史言，應屬大事，不可不記。

逃亡潮以後似再有一次，但規模不大，遠不如六二年五月絡繹於途，所以也有人以為未入「潮」；祇是比長期存在的逃難者較多而已。這些尚有異議的歷史事件定位，在此也祇以平常的逃亡事件看待。不管「潮」也可，長期常態的逃亡者也可，自一九四九年以來，連同每日合法的單程入境者，佔了現在香港總人口的一半，以逃亡方式來港的人口，總在百萬以上，似無疑義。

這種逃亡人士到港以後，成為廉價勞動市場的成員，初期的生活每多艱辛，但經過一段刻苦的奮鬥，便漸漸成為小康，參加消費者的行列。因此，不管是初期的廉價勞工或以消費市場的成員，都對香港的發展提供了助力。香港人冒險犯難精神，從逃亡者得到了啟示；而逃亡者本身的經歷，更體現出置死地而後生的哲理；交結成香港從無可以變有的創造精神，善於應變和競爭。也因此，使香港祇有人的資源－－應該說優秀的香港人，在牛山濯濯的山下斜坡，環島與海為界的幾丈闊的地面上，演變為世界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旅遊中心、海運中心、航運中心的國際大都市；完完全全是香港人胼手胝足建立的。

香港社會像個大熔爐，鑄造出無數傑出的人才，中國難民不是香港的負擔而是資產； 在熔爐下也成為民族的鐘鼎，世界經貿的巨人，在世界富豪排行榜上的那幾位港人，有那個不是從無到有的標準港人!

另一次震撼，乃在大逃亡以後的五年──一九六七年，也是五月，九龍新蒲崗的「香港人造塑膠花廠」發生的勞資糾紛，左派工人糾集示威，廠方招請警察驅散。當時大陸「文革」正如火如荼展開，紅衛兵手持「毛語錄」，高呼「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到處衝擊各地當權派，搗毀機關。警隊對左派工人的驅散，演變成對峙狀態，全港左派工會立即嚮應，工人列隊示威支持，演變成「反英抗暴」的隊伍，打著：「愛國無罪，抗暴有理」，手上也效法紅衛兵持著「毛語錄」的「紅彤彤寶書」，沿街呼嘯，使香港立即陷入混亂。在這期間，暴徒完全以紅衛兵式的慓悍，對許多反共人士做出言詞恐嚇，甚至演變成實際違法的攻擊行動，火燒林彬兄弟，到處毆打自由工會工人，甚至以土製炸彈在公眾場所引爆，造成民眾和彈藥專家的喪生或傷害，香港已演變成暴徒橫行的世界，甚至肆無忌憚的衝向港督府，在港督府四周的建築物上張貼標語和抗議書，並在港督府前拉開巨型白布條，寫著「戴麟趾滾出來!」和防暴警隊起了大衝突。這是香港開埠以來未曾有過的集體暴烈行為，教香港人人自危，稱之為「香港文化大革命」。

紅衛兵式的暴亂，香港的警察隊伍顯然不足應付，香港人心徨恐，稱暴徒做「左仔」； 「左仔」可以當眾羞辱「白皮豬」（指英國人），「黃皮狗」（指香港華人警員）。到處放「菠蘿」（指炸彈）、放火、毆人、殺人、恐嚇。但也全不是「左仔」自發的；如罷市、罷工，組織各種、各區的「鬥委會」，決不是「左仔」工會或個別可以號召起來的集體行動。根據「許家屯香港回憶錄」的記載：「這次事件，是在當時港澳工委書記、新華分社社長梁威林，常委、副社長祈鋒直接領導下發動的。後來，周恩來得到毛澤東的批準，糾正了這一極左的錯誤。責任在中央的四人幫：文革領導小組，直接責任在港澳工委的領導人。」當然這個也是「標準」的說詞，但已不能否認和中共中央有關了。

戴麟趾不愧為老謀深算的政客，他在沒有摸清楚中共中央的意圖的初期，對暴動很能克制，但已著手蒐集罪證，並暗中示意自由人士起來，組合對抗的力量；除原有的街坊會以外，大量批準民安促進會的成立，以補街坊會力有不逮之處。又鼓勵輿論界刊出「左仔」暴行。漸漸地，「左仔」在當時港人眼中，成為「過街老鼠」。到英國摸清中共中央意圖的時候，正如許家屯所記：「得到毛澤東的批準」，港英政府便劍及履及，根據罪證，「按圖索驥」，大量左派份子入獄，經歷三月多的長期暴動，終於恢復秩序。大批左派工人被解僱，工廠也恢復正常作業了。

〔四〕左右勢力的消長及其原因

這幾年，中共領導階層把香港定位為「經濟城市」；這是因應過渡時期，不想過多的政治糾紛影響。也別有用意對彭定康的政改，提出有力的質疑的基礎。可是，政治學有一句：「經濟是政治的附庸。」如果就理論的解釋，恐怕多費筆墨，也不一定讓外行人會領會。舉個例似更具體：鄧小平罵了黃華、耿飈，對駐軍問題的異議表態，香港股票大趺；「九月風暴」（第二階段第四回合的「中英談判」時發生），香港股票連續大跌。中共導彈在臺灣附近試射三次，每次臺灣股市應聲倒地。執筆為文時（九六年八月），李登輝在國大諮詢期演講，發表對大陸投資將有節制，翌日股市亦因此大跌。

香港每一次政治性的動盪，經濟的損失非常慘重，可知香港也不例外，而且還是個政治敏感的城市。所幸者，中共在左派暴動之前，大陸的運動太多，根本無法全力在香港發展；因此，香港即使在地緣上與大陸相連，對香港的干預不大；香港在和平的形勢下得以經建而成功。根據「許家屯在香港回憶錄」透露：中共在「香港黨組織分成兩部分」：「一是當地地下黨員，另一部分是新華分社本身及中央各機構派駐香港機構的黨員。」兩者的身分都不公開。許家屯上任以後，「將港澳黨組織合二為一。」

左派受黨組織領導已是毫無疑問的，許家屯已清楚指明左派暴動期間的負責人事。有組織系統的領導，容易結集力量，分配和支援都能發生預期和一定的作用；這是比右派各自為戰好，甚至意見不同，力量非但不能集中，有時還會抵消。其弊在歷次選舉時更明顯，兩個右派候選人在一個選區火併，結果左派人士出線，而且屢見不鮮，也證明右派組織的約束力有限，這是左右勢力消長的第一個原因。

從另一個角度看，嚴密的制約和自由發揮也有不同的效果。一九五六年右派暴動以後，在港府左右平衡的政策下，右派人士被拘捕下獄和遞解回臺各種不利的情勢下，對右派自然很不利，應該會有一定程度的阻嚇作用，勢力也許會從此一厥不振；但事實並不如此，右派在很短時期復原，這是自由結合的力量，與當時國府或其指揮系統沒有大關係。一九五六年，臺灣還在兵荒馬亂中，那一年，是「金門砲戰」的前兩年，臺灣還在中共沿海所結集的兵力威脅下，軍費支出浩大，臺灣尚無能力建設，民生凋疲，國民黨駐港總支部的特派員、書記長，也只是微薄的生活費，所有支部的主委全都是義務職，要自己找生活，他們對右派勢力的領導，全是理想和情義的結合下進行，幾可說與組織的約束力沒有關係。香港經建也尚未發展，木屋區大量存在，新界的土地還在五仙一英平方尺、涼茶一毛一碗的時代，臺、港兩地都談不上物質享受。但老一代國民黨的領導人，都能體會時艱，理想和信心應是重要的精神支柱，肯和各界黨員以情義相交；臺灣雖然也艱辛，但當時求存，對「政治金門」的香港甚為重視；工運人士到臺籌款要興建「勞工大廈」，臺灣每個工會都嚮應，在這樣集腋成裘的徵集下，還是興建起來了。香港右派工人當時還在朝不保夕，生活很少保障，實在沒有能力捐助，只有少數人士象徵性的作為嚮應而已。臺灣的捐款，對香港工人起了不可估計的鼓舞作用，因此，「勞工大廈」的落成，是自由的右派工運最具號召的年代，會員迅速擴張到卅萬。其他行業的組織勢力如學運、文教、新聞、影劇、新界、同鄉，宗親等組織也跟著蓬勃的發展起來。調景嶺、徙置區、木屋區、新界和市區的商號，在雙十節懸旗每年迅速的增多，香港果真成為「政治金門」，這種局面一直維持到左派暴動，長達二十年之久。

左派沒有在右派暴動後趁勢擴張，應該和嚴密的約束力有關，上層不指示，下層無法動。這與右派是有分別的，右派上層不動，下層還可以自發力量，雖然效果也許不大，但各自維持一個自我發展成為有活力的團體，還是綽綽有餘的。與左派處於完全潛伏時期，不可同日而語。到了「文革」時候，左派過去受到的壓制，藉此洩發起來，以致無法收拾。但受中央中共「糾正了這一極左錯誤」（許家屯語）以後，「基層黨員原以為是抗英愛國活動而參與事件，遭港英逮捕下獄，還有的被資方解僱失業，卻被批判。這是港澳地下黨員長期精神不振的重要原因。」（見「許」著二八頁）這是左右勢力消長的第二個原因。

香港發展的原因有許多，但就主因來說，戰後各先進的工業國家，要維持經濟的成長，衝出發展中的瓶頸，工業轉型勢在必行。就是由人力密集的工業，轉型到高科技製品，也就是大資本的新設備、高科技人才和新技術的結合。密集人力型、低技術廉價產品已逐漸在生產淘汰之列；這是工業轉型無可避免的必然趨勢。香港的廉價勞動生產的成品，正可補上；不但香港，亞洲「四小龍」莫不如此，不過香港是得風氣之先，這種人棄我取的人力密集的廉價製作品，於是向先進工業國家出口，為香港工業和世界外貿中心奠基。因此，香港的發展，外貿出口是起家的原素，以後又成了「購物天堂」，再發展成為航、海運和旅遊中心。有了這些做基礎、做籌碼，香港迅速成為世界第三大的金融中心。

臺灣的經貿發展，起步只稍慢於香港，但活動十足，這是對教育投資的成果。因此，港、臺兩地差不多同步邁進。以港、臺的關係，未嘗不可以藉民間的交流得以改善，但國府並未重視當年對她擁戴的港人。其原因不外二種，一為國府對香港忠貞人土，只有暫時的利用，並無長遠的規劃；二為駐香港人員，只屬「等因奉此」之徒，沒有向上建議；或建議而不力爭之故。

以臺灣的財力，只要當年稍將眼光放遠一點，端無不在香港投資之理。大概過去飽領英國人落井下石之苦，而受害之餘，心存警惕中尚有餘憤。惟政治家必因時制宜，且香港已祟尚法治，也未嘗不可以用公司名義投資，甚至可以民間基金控股。如果臺灣連這一點常識都沒有，亦不足以言其他大事。香港至今天，右派竟無一處可以自控為慶祝雙十的場所，駐港機構都是租賃而來，目前唯一可以控制的海華青年服務中心址，也不過約三千平方英尺。黨產的香港時報大廈，舊址在蔣中正總統時代買下供報社之用，其後以香港土地價值日漲，由當時大廈董事長徐亨先生向銀行擔保借款興建起來。地點在灣仔高士打道近海傍，與六國酒店為鄰，算是港島黃金地段。香港時報停刊以後，竟以「地點不適中」，「舊危樓」為藉口，竟以一億九千萬港元賣去，不到五個月後輾轉炒到超過五億，從中經辦之駐港人員，若不是昏庸，難道有不可告人之隱？此事不但令徐享先生傷心氣憤，全港右派人士讀報時都破口大罵。然而這不是先例；較早時，澳門另一黨產，當時只賣一百八十萬，八個月後轉手到八百萬，其中飽私囊，澳門忠貞人士言之鑿鑿。國民黨未在香港置產，乃誤信駐港人員必須以私人託管之詞；這樣，國民黨既以英國人不可信在前，又有委託私人收成尾大不掉之弊，便乾脆一切租賃算了。但這個決定，成為國民黨在香港的發展有了致命傷：其一，不論產權、股權均委託駐派人員為股權人，形成尾大不掉。過去僑委會所屬之華僑旅運社，三十年來都是老班底，無人能動，亦無人能進入；稍有才具者又為當權派中傷，致僑運工作後繼無人。二、鑒於無法突破遙控產權，除當權派外，又無可信賴之人，因此沒有培養在港的經貿人才，適應香港局勢的發展。如果香港右派有幾個像李嘉誠、霍英東、包玉剛，而又都是臺灣培養出來的人，情勢絕不是今天這樣。

臺灣沒有機會或能力培養經貿人才嗎？絕對不是。主要是沒有長遠的香港計劃；更以官僚體制，沒有挑得起責任的主管。老一代新界「大哥大」，不但是國民黨黨員，而且還上過革命實踐研究院，以他當年在新界的勢力，如果國民黨稍事培養，早就雄霸一方了。今天的地產大王，當日是六支二十五分部的黨員，國民黨駐港機構完全沒有和他聯絡，讓其自進自離，自生自滅。他今天的財產，足以左右中共的香港政策，今日某黨的黨魁，當年遇上商業危機，曾先請臺灣支援，不獲結果，才求助於中共；中共馬上解決。當然，以後的轉變就可以理解了。如果國民黨了解香港，注意在香港的長期發展，注意經貿人才的培養。以忠貞人士濟濟多士，甚麼行業都有人才，怎會培養不出幾個大企業家呢？香港有多少是白手興家的，何況有經濟和組織上的支援。如果國府能著眼於此，甚麼紗廠、大酒樓、大飯店、塑膠廠都可以興建起來，不但可以影響上層的政策，還可以照顧蓬勃的自由工運的工人。試想當年右派盛時的局面，沒有得過國府的資助尚且如此；如果國府注意及此，不自困於過往，不偏聽駐派人員，真正去了解港情，同步參與香港的發展，香港早就是右派的天下，那會連新界紅樓一角之地，都像破落戶的可憐相呢？歷史有時真教人扼腕嘆息。

臺灣經貿起飛後的初期，也曾由何世禮將軍辦起「民生公司」；何將軍聲望、能力、人格無可懷疑，但究竟不是商人；國府以為「前車」，是眛於知人，教育部每年支持一所大專，達到代辦僑生回國升學的功能而已。大部分利益成了私人囊中之物。這一所大專，教師、教授的薪津是全港最低的；而且到頭來，還不是為了私利，把校舍賣了，又伸手向臺灣求助，教育部買了校舍，交由該校使用，每月象徵性收租金四萬，使該校每年大賺數百萬，中鮑了私囊，而教師待遇卻是全港最低的。國府乏知人之明，沒有一套徹底解決的辦法，完全拜不健全的官僚體制造成，事倍功半已不錯了，事倍功無卻多的是。

中共過去對香港政策，完全被意識形態所支配，因此比國府落後。到鄧小平復出，經貿掛帥，過去奄奄一息的「國貨公司」便能脫胎換骨，很快就把民生公司比下去，而可以和香港的百貨公司爭一日長短了。許家屯銜命來港，駐香港後經過了解，回憶錄說：「一九八三年九月，我向中共中央領導人匯報工作時，提出我們在香港的經濟工作方針，用了五句話，二十二個字來概括，即：『拖住英資、穩定華資、爭取外資、團結僑資、臺資、壯大中資。』以後，我們看到中共對香港政策，確是照這二十二字真言去做，十三年後的今天，「中資」的勢力龐大，早非當年可比。這是左右勢力消長的第三個原因。

「天下事以得人才為本」；才職相孚而賢者多在位，必治世也；才職不相孚而不肖者多在位，必成亂世。孟子更慷慨說：「不肖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國民黨的總裁也說過：「幹部決定一切。」所以有「訓用合一」的培養幹部的政策，但香港當僑運幹部，幾可說三十年不變，許多有志之士，都有「當年青絲今白頭」之感；在無可奈何下，也就淡然退出。不必舉別的，就以新聞界而言，正如左派的發覺，傳媒都是掌握在親臺勢力手中，因為作家、編輯等主要工作人員，都是臺灣大專或珠海書院畢業生。如此眾多的人才，國府曾刻意識拔過他們嗎？就以港人最愛聽，愛讀的反共作家黃毓民來說，他在珠海書院畢業，後來又成了該院新聞系主任有年，學生很多，又得讀者的擁戴；亞視有一個「龍門陣」節目，黃毓民辯才無礙，反應敏銳，許多左派人士被他批駁得灰頭土臉，他發揮的影響力，右派人士引以為榮。像黃毓民這樣的人才，卻長期受國民黨在港的當權派誣陷和打壓。我到立法院服務的時候就常常想，如果國民黨有個黃毓民的僑選立委，和我配合多好。那時他還獨自辦個「檔案」雜誌，不但沒有得到在港組織的支援，還不斷中傷他，實在太不公道了。他沒有向我請託，是我自己向有關人士為他辯誣，雖然效果不大，總算盡點道義。以後「檔案」還是無法支持而停刊。但黃毓民沒有氣餒，終於在「龍門陣」中脫穎而出，成為香港家傳戶曉的人。像他這樣土生土長，而又長期擁有廣大讀者群的人，竟如此長期伏櫪和困辱，是誰之過？假如黃毓民沒有「龍門陣」，也不過和其他新聞界的畢業僑生一樣；有才華而不為世用，只為職業而生活，蹭蹬名場，由青及老；雖是個人的不幸，何嘗不是國家、民族的損失!香港出了不少僑選立委、監委，有沒有為香港向國府進過忠言呢？有沒有為香港右派舉報過人才呢？寫到這裡，不禁悲從中來，也為港人瘀„忠貞之士一哭。

如果說，很難對沒有淵源的一般人士交付重責。那麼香港有三萬個學有專長的畢業僑生又如何？

中共對香港左派人士的培養，近年已見到成果了，許多參政的青、壯派已漸顯現出來，未來必然更多。可能又是大陸建立一政權初期的歷史重演。港人會訝異的看到，許多想不到的人物，原來早就是中共培養出來的人。這就是左右勢力消長的第四個原因。

我曾和追隨陳誠的一位長輩結交，他講述不少關於陳的故事，其中有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陳誠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時，周恩來是副主任，陳自然有機會說周投效國民黨。周說：「國共長期競爭，最後我們會贏的。」陳問原因。周說：「國民黨有人才而不會用； 知錯而不能改。」香港左右勢力消長的原因，這兩句話未嘗不道出結癥所在。

本章參考文書：

一、楊奇主編「香港概論」。

二、許家屯著「許家屯香港回憶」。

三、周永新「目覩香港四十年」。

四、莫凱著「香港經濟的發展和結構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