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僑涉洋而來，不求利求甚麼？但近世以來，由於世局變幻莫測，華僑遠適外國，專求利而來的，沒有以前多了。許多謀避難之所，有的為了自己，有的為了下一代。甚至放棄自己既得的職位和財產，到外國來，雖然學不致用，但為了下一代的教育，或一個較有發展的環境，作了自我犧牲的選擇。這些，都不是為眼前的利益而來，更不是求利而來。這個轉變，應該從抗戰勝利以後開始。不過，一切都有例外。

如馬鏡湖牧師為宣揚基督教義而來，麥造周先生為僑教而至。他們沒有在物質上求滿足，卻在精神上有莫大的豐收。

唐人街有教會，應以馬鏡湖牧師主持的長老會為最久。以後有徐騰輝和簡牧師，簡牧師任職不久辭去，由杜維廉牧師接任至今。簡牧師最年輕，可是辭職不久，突因心臟病逝世。徐牧師尚健在否？近年無所聞。徐牧師任職期間，有一事頗引僑社側目者，是為了當時中華會館主席羅景耀醫生之喪禮。他以教堂中不宜設祭為辭，拒絕了會館為故主席公祭的場所。醒華日報為此有專文評議，徐牧師亦有專文答辯，在「論祭」上各執一端，文來筆往，大家針鋒相對。

平情而論，「祭」不能狹義的專視對死人的崇拜，祭是禮的一環，對死者的追思多於遺體的崇拜。換言之，對屬靈的、精神的思慕，多於迷信的偶像崇拜。對教義未必有抵觸，何況國情不同，宗教勸人為善，則對死者的追慕紀念有何不可。中國剛逝世的主教于斌，他是文復會的副會長，每年率領人民祭天、祭地、祭歷代祖先，難道他也偶像崇拜，有違教義麼？

長老會的興建成功，成為華埠屬靈的重鎮，也經過許多艱辛的籌建，合華僑公立學校和青年會為一完善的建築。寓宗教、團契和教育於一處的。它的興建，唐人街各行各業的人都有一份力量。負責的人而出力最多的幾位長老，都先後謝世了。如麥造周、麥錫舟、伍于鏗等。僑社社團領袖如張子田、羅景耀等也出力不少。

華僑公立學校是多倫多中文學校最有歷史和規模的一間。麥造周校長畢生精神，都為僑校出盡了。他以後由黃秉勛先生繼任。兩位校長都逝世於任內，確是盡瘁僑教。他們以後，接著的是黃建人、何茂予、劉選民和李達仁諸校長。都是教育界名宿。學校董事會董事長先後有張子田、麥錫舟、許家駒、伍于鏗、和現任的林壽楨，其中只有林先生不懂說粵語，聽說增設了一位副董事長吳劍聲先生。伍于鏗先生在任內，當時剛好九十歲，年老多病，不能視事，而副董事長也是吳先生。在此之前，董事會是不設副董事長的。

有這麼規模的學校，悠久的歷史和成就到現在只有六十位左右的學生，如盡瘁僑教的麥造周、黃秉勛校長有知，恐亦黯然神傷。

許多職位，因不得其人，所以事倍功半。不是在職者有所不為，實在是有所不能。僑校本是教育的機構，董事會的負責人，雖不一定懂得教育，但最少對教育有一點認識的人，才可以配合學校的發展，起著支援的作用。即使對教育沒有認識，如果熱衷教育、重視教育，也還可以截長補短。否則，徒擁虛名，還有何用？若因此而誤盡僑教，誤了僑社子弟，豈不罪過呢？

僑社黨同伐異，自古已然，於今尤烈。因為以前僑社的成員，來自僑鄉，最多不過是溫情主義作崇，重視宗族鄉親。也就是說，關係第一，才能第二。現在則不同，宗族鄉親的觀念淡了一些，但論其他的關係，還是關係第一。而且層次更複雜。和誰「死黨」，誰就是「我的人」，其他才能、正義、是非一概不問。這是近年僑社明爭暗鬥的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說，不管是非黑白，全是論人，不是論事，更不必論公道了。於是黑白分界，正邪對立。

有一個「青年才俊」，負責宣傳的，竟然毫不臉紅建議：「我們暫時不講是非道理，以後再講吧。」唉!天胡此醉!

看官!天下之治亂，和人的才職是否相符，有莫大的關係。大部份在職的人，其才識與職位相符，便會相安無事，於是成了治世。否則，在職者其才識不逮，而在野者多遺材。這樣，那些不得其位的才識之士，善良者執戟長嘆，不羈者則揭竿而起。於是，由治至亂，就從此起了變化。武則天做了皇帝，看到駱賓王為徐敬業寫的討她的檄，驚得一身冷汗，不是害怕徐敬業的兵馬，而是以朝廷未能用這一個寫得如此好文章的人，顯然野有遺材，怎不生亂呢？她是為天下變亂而憂。

其實，不止治亂決定於人才之得其位與否？盛衰興亡，也決定於人才。試看歷史，最盛者為漢、唐。漢高祖以亭長出身，但知人善任，智謀如張良、陳平、典制安民為蕭何；孫叔通，善用兵者如韓信、彭越、周勃，黥布、夏侯嬰、樊噲等。項王雖然出身世家，力能拔山倒海，連一個范增也不能用，兵敗自刎，自然是必至的結果。玄武門之變，也是人才決定了勝負，李世民也成了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明君，人才輩出，造成歷史上有名的貞觀之治。

滿清晚年，由於對外戰爭失敗，國庫空虛，賣官鬻爵，才職自然不符，成了賄賂公行，全國貪污，那有不敗亡之理。流毒久遠，入民國後仍無法稍戢，加上對日戰爭，民生困苦。於是中共崛起，掩有大陸。鑑古知今，人才豈可等閒視之!

僑社亦然，祖國統一猶可了，一旦紛亂，僑社亦步亦趨。近年國事蜩螗，僑社更固步自封，當事者才職不符，那有不日漸萎縮之理!

一般來說，僑社是注重傳統的，也是注重正統的。即使滿清末年，政治腐敗，又是外族統治，但華僑來自僑鄉，一腦子臣民思想，依然帶到海外來。李鴻章來加拿大的時候，域多利和雲高華，多少為他的蒞臨而建的牌樓呢？多少僑民為他的光臨，設宴款接呢？所以，孫中山先生奔走革命的初期，在海外是備嘗艱辛的。點滴的累積起來，逐漸才可以打開局面。在開始的時候，許多僑民聽到他的宣傳，多半掩耳而走，視之為江洋大盜，大寇，是大逆不道的。鼎革以後，中華民國成了正統的代表，也就相沿下來。到現在，因為有數十年的歷史，基礎不可謂不厚固了。所以，人才也集中在國內執政的國民黨的海外支、分部來。在以前，要在僑社露頭角，必然先在黨部建立聲望，才可以在僑界佔一席位。這是僑社名人進身的一個模式，十足如國內的從政官員一樣。中共佔領大陸，情勢稍改，僑社也出現了左派。因為有了左，當然就有所謂右。右是左派唱出來的，正如左派是右派唱出來一樣。於是產生了左右之爭。因為右派根深蒂固，在大陸陷共初期，左派在加拿大僑社，實在是不成比例，完全由原有的社團支配。華僑領導者，差不多清一色是國民黨的黨員。這種情勢，一直到六十年代初期，仍不稍改。

從一九六五年開始，中共開始注意海外僑社。因為對蘇的罵戰，已從暗裡發展到表面，全面破裂已開始，不能不改變對外政策，也就不能不改變對僑社的全面爭取。

踏入七十年代，中共在加拿大僑社培養的人士，各方面的績效已漸見，到七十年代的中期，在多倫多、雲高華這兩個華僑密集的城市，已能和右派一較長短，而且有間歇的突破發展。如一九七八年雲高華中華會館的選戰，不能諱言，左派勝利了。

不管如何勝，是不是僑民擁護？不見得。可是開票的結果，左派題名的人士都上榜了。右派的一個上不得，倒是幾個倒戈的人上了，那就再明顯不過的結論!右派失敗了。

右派年來的表現，有點像王小二過年－－每況愈下。當然，中共的統戰分化是有影響的，但右派間相互傾軋，自相排擠，妒賢忌才，更是主要的原因，教人扼腕嘆惜。

本來華僑熱衷於政治，目的純正，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以前，華僑在革命初期，誰個曾為升官發財的念頭而參加呢？而且，他們在革命的歷次舉義中，都曾熱血沸騰，請纓上陣去。許多人都被孫總理制止了。看官!多倫多市唐人街在夏天的日子裡，有一個賣西洋菜的老人，時常蹲在街邊一角擺著檔的，名叫鍾鎮漢，他就曾參加黃花崗之役。

說來也令人唏噓，這些為建國而準備犧牲的革命老人，到八十歲超過了退休的年齡，還要到溪邊去擷西洋菜。然後挑到街上販賣。嗚呼!國家多難，誰記得起這些前輩呢？那些只會在當地僑社爭名奪利之徒，眼睛何嘗向下看一下呢!

參加黃花崗之役，加拿大華僑有五十餘人，但孫總理堅持不準他們上前線，所以許多人無法如願。為紀念加拿大志士的愛國精神，黃花崗烈士墓的刻石，加拿大黨人的紀念石，放在最高的地位。

開國以前，孫總理有多次到加美兩地來。有一次到了雷振打，向洪門兄弟宣揚革命的道理。認識了一位志士，名叫余毓才，多次交往，吸收他成了革命幹部，特別為他剪了辮子。余翁畢生効忠總理，生二子，長子梅慶，次子超平，都是効忠民國，至今尚健在，亦已近八十了。曾孫余道生，柯京嘉路頓大學政治系畢業，曾為國民黨十全大會青年代表，四代効忠國民黨，算得是革命世家了。前幾年，多倫多許多右派青年，希望他出來整頓局面，替代那些剛愎自用，專事打擊同志的人，這是大家一致通過，責以大義，迫他出來的，不是他想甚麼名利的，這是再清楚不過的事實。想不到有一個傻佬，趕著當哈巴狗，歪曲事實到處造謠，反和那些拆爛污的人馬糾合起來，對余作人身攻擊，比左派還厲害。

天下間不平則鳴，本是物之常情，亦人之常情。可是濁世滔滔，誰肯為是非說句公道話呢？余道生曾被左派登廣告作人身攻擊，他沒有氣餒。站在黨同伐異的對抗地位，不打擊他打擊誰呢？可是，在同一陣容來打擊他，可真教他難過；這種難過，不是為了個人，是這個團體的前途，以微見著，豈不可悲呢？

老的如鍾鎮漢，因為其無所求，目的純正，洗甲歸來，自力更生，寧願擺地攤賣西洋菜，亦不向人哼半聲。他從來沒有為自己表功，近這四十年，也再沒有到過分部去。可是誰會理會他呢？更誰體會他呢!他只是個賣西洋菜的小攤販者而已!

少年的余道生，英挺的楨幹，如稍有長者風範的人，培養與協助，應惟恐不力。那些打擊他，誣他的人，豈不別有肝肺？

右派勢力的萎縮，人材凋零。鍾、余二例可為典型的主要原因。正如葉求鐸說：黃鍾毀棄，瓦釜雷鳴。

那些瓦釜們，法螺吹得街知巷聞，各有各的功勞，為孫總理挽皮喼，北伐捐獻，為抗戰捐款，為剿匪宣傳。可像中華民國的成立到統一，都是他們親手締造似的，少了他們，一定不成功。他們雖然自己也不相信。但是，他們也清楚，如果不是這樣，他們不會有這麼多銜頭，包括國內的任命。

他們那一個來自革命的家庭呢？沒有!但這不重要。可是，他們的子弟也沒有一個參與工作，因為他們自己沒有信心。沒有信心的工作，和沒有目標的工作釋義，是在「混」，混的是名與利，如此而已，求其績效，豈不是高估了他們!

民國成立以後，有一部分人的動機不純了，但究竟不多。加拿大有一位激烈的革命份子，很是愛國，民國成立以後，他想謀一官半職，可以在國內服務，此人名叫吳志鞏，但以性情躁暴，許多同志叫他做吳志革，志革是資格的諧音，粵諺是形容那些自以為了不起的人。當他向孫總理請求的時候，朱執信剛好在旁，勸吳不可謀官位。因為他的性情暴烈，不善為官。朱執信是一番好意的，那知傷了吳志鞏的自尊心。一肚怒火，無處發洩，一巴掌就向朱執信的臉上掃去，朱冷不防他這樣不講理，著實捱了一下。孫總理對此很反感，著實教訓他一頓。罵得吳確實無地自容，倒是朱執信量度大，反來向吳握手，并且表示：名器是國家的，一切職位都對國民生計有影響，勸他不要幹，不是否認他對革命的功績，只是認為不適合他的工作而已，為了國家，他反對，吳志鞏深悔自己的暴戾，以後引為檢點，終身再不為己謀，活到八十多歲謝世。

加拿大的致公堂北國民黨成立較早。這個歷史性的社團，在多倫多的發展也有歷史可尋的。首要的人物，開始時有譚義，後來有余石和，再後有呂樂等。近年來，致公堂的首要人物，合作得很好，在新唐人街建立了所大廈，地在要衝，會所寬敞，提供了娛樂界一個理想的場地，吸收了許多擁護他們的僑眾。

早年，致公堂有自己的喉舌刊物，就是洪鐘報，和國民黨的醒華報分庭抗禮，但可惜後來停刊，至今仍沒有復刊的跡像。

國民黨過去的首要人物，黃茂林以次則為張子田、黃景燦、麥錫舟、羅鏡甫、張星輝、趙柏裕。都擔任過分部的常務委員。只有黃景燦健在，餘皆作古了。去年是由黃衛青擔任常委，身兼中華會館主席、醒華日報社長。張子田或麥錫舟先生生前最活躍的時候，都沒有身兼三職的事。集黨務、僑務、宣傳於一身。聽說最近沒有兼分部常委了，由張進文擔任。

論社團的歷史，到現在仍存在的，世界鏡劇社算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社團，以前曾經活躍過一段長時期，演過粵劇、話劇。是附屬於國民黨分部的。

後來，有一部份社員，另創一個聯僑劇社，開始的時候有胡龍斌、林立環、林立鋾、林善彰等。這些創辦人，當然也是國民黨的中堅分子，即使他們另立門戶，仍是忠三民主義的。該社章程第三條清楚註明：「以三民主義為依歸。」便可概見。這個具有歷史性的社團，為了維護它那光榮的傳統，每一個社員，特別是資深的元老們，要慎防一些偷樑換柱的人，不要輕易地讓他們塗上粉紅色。

聯僑的社員有很多自置實業，內裡有舞臺。從省港請了名班來上演，收費五毫，座落在市政大樓的後面，是「假日旅店」的現址；後來轉到安省藝術學院的對面，也是社的產業，佔地也不少。聯僑綴演已經二、三十年，直到七十年代初期，該社為響應孟嘗安老院的興建而義演古裝話劇：「重見天日」，恢復訓練人材，自籌上演戲劇的活動。「重見天日」是越劇「十五貫」改編的。多倫多市第一齣古裝話劇恐怕應推「重見天日」了。該劇由龍軍訪、許家駒、呂寶兒擔綱主演，假賫路臣劇場舉行，座位一千以上，預備演一個晚上，但向隅者多。後來增演一次，是為華僑公立學校籌款，也賣個滿座，該劇的觀眾，至今仍有印象的很多。兩年以後，聯僑又為華僑公立學校籌款，上演了現代話劇：「火燭小心」。由蔡甦執導，演員有許家駒、簡家驄、黃英發、黃國俊、譚析文、劉麗瓊等，也在原劇院舉行，給僑眾很深刻的印象。可惜近年沒有再演了。

涉趣園的創辦份子，也是分部的成員。創園以後，也請老倌上演和教戲，近二十年來，演戲已中綴。前時園址，在萬國、荔園對面，今已重建，是華僑樓新址所在，可惜去年被爆，殺傷一人，今仍封閉。涉趣園賣了舊址，遷到新唐人街，門首仍塗上黨徽，是個忠於正統的社團。

劇社近年較活躍的，尚有粵海音樂社，成立至今，大約有十五年，已能自演全套粵劇，從棚面〈音樂鑼鼓〉到演員，都可以不假外求，年來成績蜚然，對培養粵劇人材，成就十分可觀。創辦人的幾個老前輩，少崑崙和馮盈相繼逝世，目前該劇社的中堅人物，計有劉榮、張植、何醒華、許國光、謝耀光、楊逢春、司徒文等先生，都是音樂好手，也可粉墨登臺，允文允武，後起之秀輩出，是僑社劇運的巨擘了。該社的宗旨：「以發揚祖國音樂，培養人材，及聯絡感情，互相扶助為宗旨。」他們做到了。

粵海音樂社社址，設在一一一A登打士西街的地下，由於社員眾多，現址似不敷用。這個社團提供了僑界戲劇、音樂的娛樂，如果將來義演籌款興建會址，一定能得到廣泛的支持。

唯一研究國劇的，整個加拿大，到目前為止，只有一個「多倫多華人業餘國劇研究社」。該社的宗旨：「社本以提倡正當娛樂，發揚中國國粹，豐富本地多元文化藝術為宗旨。」國劇社由九位發起人組成社務委員會，選舉社長一人，而社長得任用副社長一人，財務一人。可知屬於社長制，由社長主理社務。

為了確保該社的純潔性，在章程上，明文規定了以下的規則：「本社社員，不得利用本社名義、地址、社會關係等進行任何與本社宗旨無關之私人及其他政治性活動。更不得進行與任何黨派有關之任何宣傳、統戰、鬥爭等活動。」白紙黑字，一點不含糊，而他們也確實做到。

劇社是個社團，其最大目的，不只為共同興趣而結社，提供彼此練習或表演的場所，還有培養人材，發揚藝術，負起繼往開來的責任。如果沒有這個目標，結社幹甚麼呢？何不大家約時間集在一起，彈唱以後，各自散去。可知結社主要的目的，倒不是提供場所這麼簡單。

戲劇界的人材，僑社也日漸增多了，來自大陸、臺灣、香港、或是由當地社團培植出來的，評彈唱鼓，各方面都有可觀。

藝術比較講天份，對那一方面有特別天賦的人，成功的機會就愈大。例如唱工，天賦歌喉沙啞，唱得更好，總是美中不足，成就與那同等唱工者比較，當然先天輸了一籌。

藝術貴有恒，一曝十寒的人，趕快離開藝術界。任何藝術，都講熟練，巧在其中矣。所以，沒有一份對藝術癡心的人，天天練習觀摩，豈不是一大苦事呢？只因是所好，始不為苦。像白石老人，大家知道他畫蝦精妙，那長長的蝦鬚，怎會畫得如此細緻和均勻，殊不知他畫了幾百萬條，才到這種揮灑自如的地步，不嗜畫的人，教他每日只畫十條，保証已喊苦喊屈了，那有心情求其精妙呢？

藝術－－是一種念茲在茲的精靈結晶。不才不恒不嗜者，難望有成，絕活的過程是嘔心瀝血的。藝者得人尊重者在此。

說起多倫多的善唱者，各方面人才有的是。如粵劇，唱新馬腔的有龍軍訪，他曾在多倫多擔綱演出，一曲「火網焚宮十四年」，大有出藍之勢。龍君的唱工造詣很好，好在有韻味，抑揚頓挫，充滿了情，這是唱者最難跨的一步，跨此一步，則登堂入室了。鄭玉龍學唱於多倫多，幾年來的進步，有目共覩，每次登臺，知他又進了一步，唱工介於文千歲與林家聲之間，也是韻味十足，他是多倫多年青一輩的今日之星，是粵海音樂社的當家文武生。此外，林麗梅也可唱男腔，宜男宜女，造詣可觀。袁瑞貞的聲線甜潤，有韻味。唱花旦的蘇紫雲，藝號飛鳳，中氣足，天賦的好歌喉，以唱工見稱。還有盧小蘭，學唱於內地，正式科班出身，工架好。近年的李小梅唱的是芳腔，咬字清楚，尤有過之。

說到職業性的粵劇界臺柱，多倫多也有，玉喉小生黃千歲、旦后余麗珍都在。他們兩人曾先後登臺，以後就退休。余麗珍這個粵劇名旦，更是洗盡鉛華，少與外間接觸，每日閉門讀書，性嗜藝文，以一直忙於舞臺獻技，到此日歸璞返真，竟能潛心經典，博覽藝文，此又非大智者不可以為，誰謂伶人無定性。

至於播音界前輩，蜚聲藝壇三十年的鄧寄塵也定居多倫多，鄧翁子女多人均為著名之士，其子鄧兆華醫生，為精神病專家，享譽杏林，鄧翁含飴弄孫，亦詼諧百出。

鄧翁退休後，頗好方城之戰；戰術熟練，甚是了得。和出幾次，則諧談雜出，與戰者大飽耳福了。鄧翁去年應多倫多大學主辦中國文化講座之邀，主講香港電影發展史及其經歷之播音過程，吸引了許多觀眾。是鄧翁退休後在海外學術界享盛譽的另一成就。

至於音樂界，許國光的梵鈴，劉澤的簫，鍾小姐的古箏，都是有名的。特別是許國光，此君對音樂和戲劇，簡直到了著迷的地步，任何棚面所用的樂器，他無一不精，無一不能。在舞臺上能莊能諧，的確是個藝壇奇材。粵海音樂社弟兄們稱他為鬼才。大家可惜他生活在海外，否則，在藝壇佔一席位，那是輕而易舉的事。

此外李技能的結他，也是有名的。他設帳授徒，算是專業的人士。鋼琴則應首推林鴻禧，林君曾執教於香港大學，指法精嫻，并熟樂理，許多華僑子弟，都向他求學。他的夫人岑海倫女士，是個聲學家，曾多次開獨唱會，深獲好評。伴奏者自然是他的先生，夫彈婦唱，真是牡丹綠葉，是藝壇的一對璧人。

平劇的人才，自然集中在國劇業餘研究社了。應屆社長為柯亭先生，是個名票友，曾與許多名角配戲。唱小生，擅演周公瑾和呂溫候。這種武小生的名劇，雄姿英發，如見當年周呂。柯亭不止唱得好，做工也傳神，一舉手投足，法度十足，不輸名角。柯君不止能演，而且更能文拉武打，拉得一手好京胡。又懂舞臺面譜，兩年來，曾應多倫多大學的邀請，為學生們示範京劇臉譜及舞臺做工，深獲好評。

陳其昌先生擅程派青衣戲，韻味十足，唱工跌蕩有緻，數十年的浸練，總不白費。陳先生對平劇知識淵博，指點後學，具見功夫。

黃健唱大花臉，中氣充足，聲大音洪。燕人張翼德與竇二墩見之，恐亦驚曰：「真像俺也!」

小唐的老旦角，也是一絕。老生亦是人才濟濟，章老先生，王將軍，都是表表者。

該社音樂方面，張忠效的鼓，唐老先生的二胡，都是有板有眼。唐老先生為我國名書家唐駝先生哲嗣，藝文之後，其來有自歟!

話劇的人才不是沒有，但是劇本難求，所以演出不多。如過去演出「火燭小心」的演員，就很不錯。近年有天主教會人士組織的「嘉模話劇社」演出的「孤寒財主」，有好幾個年青人，在舞臺上也演得有板有眼，那個演七姑的徐瑞芳，給人的印象深刻，是個有深度的演員。黎彪的諧劇也是一絕。他不僅能演，而且能唱。英文的聖誕歌，他可以一唱就十支八支，音色雄渾，吐字準確俐落。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

這有分教：一梯橫掃眾辟易，好漢由來終出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