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官，中國人本來就是「講信修睦」的；看重情義，熱心朋友的。也不計較這種結交，誰較利誰較不利的。實際上，華人與猶太人朋比而上，商戶向猶太業主租來，幾個股東有時比僱員還辛苦，靠拼時間才賺一份人工，生意好時多分一點紅利，已經是罕有的事。唐人街那個商戶賺錢，由於局面不大，賺錢的家傳戶曉，業主那有不知之理，遇上需索無厭的業主，華人租客還得低聲下氣，仰承顏色，也怪可憐。因此，大體上能說朋比而上的互惠互榮，其實主從的關係至為明顯。這種關係，一直要到一九五零年才改變過來；這個改變，還是被迫的。最主要的原因，僑鄉改朝換代，在土改的年代，過去歸國華僑都打成地主富農，徹底改變了華僑「告老還鄉」和「富貴還鄉」的傳統觀念。又由於一九四七年廢除苛例以後，華僑援例接引家屬來加團聚。第一批華僑青年，約在一九四八年到多倫多來，像張子田（曾任國大代表、《醒華日報》社長）的兒子楠叔等便是。第二批在一九五零年抵步，人數就遠比第一批多了，如林環陔、林阜、林子、吳培芳、吳池喜、張金石、國幹、爾賢、耀華、黃標等均是；以後續批而來不斷增加，此是後話。大陸當時對待華僑的政策，當有可議。但「禍兮福所寄」，迫得華僑從新檢視「安身立命」之所，不再作「落葉歸根」的打算，從此便開始在多倫多置產業，也改變了過去和猶太人論交的主從關係。但華人還是重情義的，地產的買賣，多半還是交猶太律師經辦，但主從的關係已倒置過來。要到六十年代的中葉，簡家聰、麥成德律師行在唐人街創立，又加入了潘仕廉，續起的許九思、楊振麟、畢志華、彭珍妮、洪秉政、顏惠霞、黃志華、李碧珊、孫家驊、譚秉鈞等律師，近年還有許多大陸來的律師及許多不為個人識見所及者，華人在律師行業真是人才輩出，已不像過去的年代，華人每有言語上的隔閡，無法選擇律師人選的權利了。

回頭再說，唐人街落教堂街與皇后東街一帶西遷，到了現在的「四季酒店」和對面新市府一帶，緊靠當時的市政府，是如假包換的市中心的地段，商業繁榮，人口稠密，唐人街的落點選擇對了。

如果以年代分期，到一九五零年間已播遷完成，華人在多倫多的唐人街，東起以「四季酒店」為界，西至約街(York St.)沿依利沙白街(Elizabeth St.)北上至 Edward St.，中間以登打士西街為主街，東起庇街西至大學街，經歷約四分之一世紀。

教堂街的唐人街，我尚及見的見證人很多；例如在設在當時唐人街的銀行，經理余莠榛等人，就見證了唐人街，又從教堂街與皇后東街西遷，至新市府一帶。還有張錫芹等僑社元老也如是說；這兩人我是及見中的，余、張都是高齡去世，後者活到九十歲。今年英女皇即位五十週年，僑界有人得了勳章，而張錫芹早在二十五年前，也就是女皇即位25週年得到的。不管先後，應是對社區有貢獻的事跡為憑而頒吧。唐人街許多掌故，我是從余、張兩翁處聽到的。但與余、張同時期的另一位長者林善彰翁，他認為比教堂街一帶的唐人街更早的，是上數百年前，當CP鐵路築到多倫多目前的總站，也就是Union Station和對面的Royal York Hotel，也有幾個唐人商戶，如不以少數計，在當時也算成市，不過由於不久總站和大酒店就興建，便被收購。所以這些商戶華人也沿著York St.向東來，同樣到了新市府地段匯合，其實也是殊途同歸。由於年代久遠，林翁乃得自相傳而提及。翁宅心仁厚，也沒有必要強不知為知，是應有所本的，故亦錄之備查，而有待史家的考證。

唐人街到了新市府這一帶，一直到1975才衝出大學街，華人習慣稱之為中區華埠，到登打士西街和史巴丹拿街發展起來，取代了它；華人改稱原地段（市府一帶）為「舊唐人街」。舊的和新的畢竟有其傳承，是血脈相連的，和以後的商場式的發展，以一個私人公司或財團，獨立選中一個地段，興（改）建裝修好便招租，一夜之間成行成市的不同。唐人街不只是商業的活動，它是華人生活的一部分，重要還在精神生活、文化傳承和風氣，交結成一個以華人為主的社區，寄生在外國的土地上。它和商場式的市集最大的不同，如果要濃縮到一點來做分別，就是唐人街可以體會到中國的傳統社會的內涵；不僅是中國人的商務活動。

舊唐人街立市以後，華裔的活動中心確定下來，一切就等待機緣獲展了。

看官！任何一個社會的發展，還是以人為本。人是一切社會現象的主導，有怎麼樣的成員，就有怎麼樣的社會現象。每一個成員，都有自己的功能，只是個體所發揮的能量較小，群體的能量較大。於是人類隨著文明的進程，懂得結社、集合群體的力量。多倫多過去右派的勢力很大，有一段時期的多倫多，兩個華人之中，就有一個是隸國民黨藉的。有分教：政治分歧到海外，保皇革命說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