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區舊唐人街的年代，在還沒有衝出大學街(University St.)之前的幾年，雖然中加已經建立邦交，但大陸還在文革的年代，與僑界的交往很冷淡。因此，終舊唐人街年代，還是右派社團的盛世。許多人因而有一個錯覺，以為國民黨在多倫多發展最早。實則不然，最早立社的是「洪門致公堂」，它才是多倫多社團最早的老大哥。

洪門原有反清復明的歷史信念，以清廷的政權穩固，洪門也變成普通的江湖結社。及洪秀全起義，洪門的反清思想一度復活。太平天國失敗以後，廣東僑鄉部分人士怕株連，紛紛走避海外，一部分到了北美。到康梁戊戌政變失敗，康梁出亡海外。康有為到了溫哥華、域多利一帶活動。並在翌年（己亥）在溫哥華與李福基、馮秀石、徐為經、駱月湖、劉康恆等創立「保皇會」，同年到維多利中華會館為光緒皇帝祝壽。康沒有到過多倫多，但到過渥太華，這些事蹟，都在梁啟超手抄本《南海先生詩文集》有記的。

康有為雖然政變失敗，但在近代中國思想史是佔一重要地位。其《上清帝第二書》、《上清帝第六書》、《進呈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考序》、《進呈日本明治變政考序》都是當年轟動一時的政治主張，受知於光緒。可惜滿清舊臣抱殘守闕，以致維新功敗垂成。康去亡海外，頗得當時華僑的擁戴，和孫中山倡導的革命，當然是南轅北轍。康的保皇立憲，和孫中山要打倒滿清，建立共和；也就水火不容。他們的思想分歧，也影響了北美華僑社會一度的分裂。

康有為的「保皇會」在溫哥華、域多利成立，當然觸動當時滿清舊勢力的痛恨，使館成為買兇暗殺保皇人士的黑手，有部分華僑，由於保命加入洪門，有的東來多倫多避一下鋒頭。

洪門在加拿大這個自由結社的國度裡，不必隱蔽，組織了「洪門致公堂」，由於人多勢眾，國內的政治勢力便滲透而爭取。孫中山也加入了組織，所以到黃花崗之役，致公堂竟把溫哥華的堂址典押了，義款親交孫先生匯到香港買軍械；還組織了敢死隊，到了香港等候命令。後來孫先生知道了，急電香港黨人，不準犧牲華僑青年，這批準備犧牲的加拿大華僑青年才得全身而返。我在唐人街開設地產公司的時候，有一位參加者，曾在我的公司門口賣「西洋菜」。我和他談起來，知道他姓黃而已，他已不願多談了。國民黨建政而又失敗，不體恤這些準備為黨犧牲的人，也許正因為如此，才是國民黨由興而衰的原因。

多倫多「洪門致公堂」，根據林環陔兄的憶舊，其創社元老應是李瑞文（臺山人）、呂成、林鶴年（新會人）等人。梁啟超曾到多倫多，也為洪門創建的《洪鐘時報》寫政論，伍憲子也是主要的撰稿人。《洪鐘時報》時當還是主張君主立憲。到辛亥革命成功，「保皇會」的勢力才消失。如果以正式成為當代平面媒體的報紙言，《洪鐘時報》應屬多市第一份。

「保皇會」有一段時期很昌盛，這和梁啟超這一枝健筆很有關係。康有為在學術的造詣遠超過他的政治主張。他的書法，在滿清一代確屬名筆，他著的《廣藝舟雙楫》，即使今天讀之，還是精闢絕倫。其他如《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序》、《禮運注》等，真令人敬佩他的博學，尤其是前者。對古籍經書的真偽，康的考據真令人佩服。我和他的孫子保延兄論交，也有幸結識其女同環女史，對康的著作大致都曾拜讀，以百年前之世，能有康南海之見解，誠屬不易。可惜他困於臣義，至死效忠光緒，以致政治思想漸為世所棄，應該不是聰明博學的長素（有為號）先生的不及，而是他不忍背棄故主之所失。康有為進士出身，舊學基礎深厚自不待言，惜生在末世而又逢懦弱的人主，康的政治理想無法施展。梁啟超不同，畢竟隔了一代，他又是個人才，漸漸便自有主張，最後與康老師漸行漸遠。我們讀《飲冰室文集》，可知他不但接受了民權思想，以後還在打倒帝制奮力一搏，對推翻袁世凱、打倒張勳復辟，梁啟超效力民國的努力，不應以過去保皇而一筆抹煞的。

「洪門致公堂」對創建民國的功勳，孫中山曾屢述，為黃花崗所押堂址，籌軍械、軍餉之費，要到民國成立以後才贖回。過去溫哥華「洪門致公堂」，得到民國元勳的表揚手跡、文物也最多。以多倫多而論，在抗日戰爭的時候，李瑞文（致公堂創堂元老）尚在生，在舊唐人街經營友記合棧，一個人便捐出加幣一萬元。看官！你知道加拿大華僑，在三十年代的時候，有一段時期的工資叫做"Dollar Day"就是因整天的工資只有一元嗎？我在一九六二年到多倫多，銀行的女行員一週工資是四十五元。李瑞文的捐款在「9.18」事變不久，淞滬之戰期間，上海失守，全國震動的年代(1932)。一萬元可以在唐人街可買一棟。終抗戰之世，李在多倫多捐款，還是首屈一指。他不是國民黨人，是致公堂兄弟。

我初到多倫多，還到過友記合棧午餐。一碗梅菜扣肉才一元，白飯一大湯碗且任吃（不夠可再要），另加例湯免費的。如果放下小費25￠（老華僑叫「錢八」），企檯（侍者）已刮目相看了。可惜當時不識其人其事，即使相遇也不相識。現在想來，猶有餘憾！

多倫多「洪門致公堂」，雖然有一段時期成為「保皇會」一個重鎮，但不久即轉向革命，對支持倒袁運動和抗日戰爭，都有歷史可證的。可惜海外國民黨人，以該黨正式成為國內執政黨以後；未能秉承孫總理的遺志，視「洪門致公堂」為兄弟之黨，且由於擴充過速，組織日益龐大，有些趨炎附勢者乘時加入，以致國民黨內也良莠不齊，每有排擠洪門致公堂的情事發生，到黨報《醒華日報》發刊，又不能包容不同的言論，和《洪鐘時報》時生論戰。我們不能否認在人才上言，國民黨以當時得令之執政黨，人才萃薈，非洪門當時可及，正因為如此，國民黨就應「以大事小」保泰持盈，善待有功於民國的老大哥才是，不此之圖，致令好兄弟變成對手；這是失算的一著。我到多倫多時，《洪鐘時報》尚出版，總編輯是林普慶先生，他是個土生土長的華僑，中文程度在一般土生人士之上，但比起從國內選派出來，且是中山大學文名頗著的莫夏風先生，文字和編輯工夫當有些差距，且當時僑社和唐人街的活動，國民黨勢力如日中天，《洪鐘時報》不久便停刊，《醒華日報》成為多倫多唯一的報紙；一直到莫先生不容於接任的新社長，和一些朋友另創《快報》，才打破《醒華日報》一報獨大的局面。這已是後話了，容後再表。

《洪鐘時報》的鼎盛時期，當時康梁發表保皇、君主立憲言論和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派打筆戰的年代。看官，康梁雖然「戊戌政變」失敗，但變革維新的思想和要求已深入人心，而且就義的「六君子」，都是望重一時的維新人物，和那些腐朽的王公大吏，在民間的聲譽和評估相去太遠。維新的失敗，是孫中山的革命派擴張的轉折點；人民對清廷無藥可救的腐敗，正由維新失敗而證明；於是轉嫁到對革事業的期望。康梁出走海外，政治理想的論戰便燃點起來。孫中山不但是個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還是一位國學深厚的一枝健筆，他的著作、書函、政治宣言，以至手令、慶弔詩文，立國之前從不假手於人。手書的毛筆字學成親王，有蘇東坡《寒食帖》的遺意，孫先生的才情過人而好學，造就他的學養和器量。他在香港大學（當時稱香港西醫大學堂）考個滿分畢業，至今尚無來者。《三民主義》原也是親手寫好的，但陳烔明的叛變，砲轟總統府給轟掉了，才在廣東高師演講結集。孫中山在立國前的政論，如《上李鴻章書》、《興中會宣言》、《中國問題的真解決》、《駁保皇報》、《敬告同鄉書》，文氣蓬勃，擲地有聲。

孫中山在海外鼓動風潮，行文義正詞嚴，且漢人久受壓迫；在國內不怕殺頭，也怕株連九族。但處身國外，沒有這種顧慮，革命的火種就燃燒起來。雖然康梁領導的「保皇會」，靠著兩人的光環、犀利的文筆，但畢竟保個連反抗慈禧這個老太婆的勇氣都沒有的懦弱皇帝，還是個異族的弱主。不管從現實政治的成績看、潮流看；以至民族存亡與大義來說，縱使生花妙筆，也經不起時間的檢驗。康有為的忠君思想，其不合時宜，終成一個歷史悲劇人物。梁啟超就不同，有勇氣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經過浴火重生的鳳凰，更光彩的生命開展著，看官，梁啟超有幾篇政治主張的文字，如《少年中國說》、《論自由》、《論國家思想》等就可看出他的轉變。

梁啟超是新會人，在多倫多落腳最早的；如以同鄉會的屬性來鑑評，應推新會人了。梁啟超來多倫多，這一層關係應算在內，絕不是臆測之詞。梁的文字風格，文白自然的結合，正是「飲冰體」的主要特色。文無古今，也沒有因為是語體文好？還是文言文好？其好壞在文氣、練字、佈局和內容。《文心雕龍》說：「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就是論文章之好壞，在「文采和內容（質）的相得益彰（彬彬），能寫到這樣的文章才算最好（君子止於至善）的境界。」這是最簡單最直接的語譯。想不到譽滿臺灣且位在『資政』的『文斗』居然在一位廣東大老接受輔仁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時，在頌詞引用這兩句的釋義是：「對人彬彬有禮，是個社會的謙謙君子。」這兩句是論文章之好壞，不是論人的；其釋義也不是這樣。比「指鹿為馬」更荒謬。這些文字還印了出來。我是親臨盛會的。那一週的一個晚上，我到「富都大飯店」參加「羅漢茶」聊天，指出這文斗的錯誤。這一位大老說，本來請許大路先生寫，但他自告奮勇，我有什麼辦法。這是讀書未廣，浪得虛名而強出頭之弊。真擔心今日之中華民國，總統府的榮褒壽頌之類，陳水扁還是假他之手，搞幾個文質彬彬的君子的頌詞；如臺灣還有讀書人，可能又是搖頭嘆惜了！

梁啟超的學生徐志摩棄了美麗的髮妻，奪了王賡（西點軍校畢業）的老婆陸小曼，在結婚典禮請老師致詞，給梁啟超結實的教訓一頓，梁的兒子梁思成，是個有名的建築師，家庭生活美滿。前年卻被一個身兼作家和電影老闆，拍了一部《人間四月天》，不但指撰寫徐陸的畸情，還扯起徐又與梁啟超的媳婦一段畸戀，以致梁思成的兒女要為父母，以事實來澄清，這種毀人名節的畸情、畸戀的小說，也對社會毒害。

這正是：分道康梁歸史冊，毀人名節悖倫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