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過去僑社很單純，不像今天複雜。有單純的成員才有單純的社會，成員決定群體的性格；如果是今天僑社，不會讓張子田這種人冒出頭；同樣，今天的僑領，也未必在張子田那個時代的社會，可以大吹法螺。傳統僑社重誠信，和今天僑社講形象不同。誠信講實質；形象講包裝。自從新的移民大量湧入，當然是僑社新的、活的源頭，加速僑社的進步和轉變。進步當然好，轉變有好有壞；樸實、誠信的傳統僑社，在壞一方面的轉變中，就有不務實的虛浮，不誠信中就有許多吹噓的浮誇。如許多不是教授的人自稱教授，反使真正的教授羞與為伍；許多不是將軍的自封將軍，這種僑社教授和將軍，常在大集會上公然點名。明末天下大亂，童謠有：「將軍賤如狗，都督滿街走。」可惜都督在民初有過短暫的存在，人數亦不多；否則，若留到大陸轉變政權，恐怕僑社也出現「都督滿街走」的局面。過去有人稱張子田做「唐人街市長」；今人居然也有人自封這個封號；明明落泊而來，飲「紅牌」亦不易，以後找到「老襯」幫忙，就自誇非XO不喝；諸如此類之流，唐人街多的是。連抗日時代特工「長江一號」也有人冒認，又何怪「吾從古！」想起張子田那一代人，每令人「發思古之幽情」！

《醒華日報》原是總經理制，由林善彰翁擔任。以後改制，先後由麥鍚舟、張子田出掌《醒華日報》，這份有歷史價值的報章，創刊在1922年，以油印發刊，後來國民黨中央送部分資金，購買了平版機；鉛字粒由蔣總裁所贈。抗日時代，《醒華日報》發揮了力量；張任社長時還很賺錢的；到黃衛青接任，向銀行貸款購新式機器，試紙就比出版多，從此一蹶不起，而原有的機器，由黃社長具名贈送加拿大國家的「人民博物館」。

《醒華日報》自1922創刊，至1988九月停刊；同年十一月改日報為月刊，又至2001年間停刊。歷經近80年，從此走入歷史。

我很早就擔任過《醒華日報》的董事；算是不合流的少數，在選舉時無法封殺的漏網之魚；由於每個黨員可投董事人數的全票，不是一人一票，因此在舊的當權派中，利益結合上，彼此集中票數選集團，不是選人才。像我們一兩個封殺不到的，選後在會議席上提案、投票，無法和集團抗衡。明明是貪贓枉法的，照案通過，又能奈何？假如你拍案離席而去，正中下懷，那就更混帳的事都做到。那時有一個由中央委派來做聯絡的人，其初是他請在臺任高職的長官照顧，讓他做一些黨工的聯絡事宜；其後經他各種手段，竟當上董事長。這種人遇上正派的社長，可能一籌莫展。否則，以他的逢迎和捉痛腳的交替運用，很難擺脫他的威脅，因此在朋比為奸下，這個有歷史性的報章，不待後人接掌，早已沉淪難挽了，我有幾次在董事會質詢，根本答非所問，一個眼色表決，又把分贓帳目通過。前述那個董事長；其後以劣跡太多，以後落臺；有一次和社長到溫哥華開代表大會，兩個八十開外的老人，竟然公開翻臉，董事長抓著玻璃煙灰缸，要擲那位社長，真可謂利盡義絕，尚幸我在旁不忍，把他們隔開，否則真會流血五步。那位前董事長逝世的時候，有一位同志來請我寫個輓額：「痛失黨棍」；雖有點諧謔，但也代表許多人的意見。至於那位社長，到他要離開日報，已垂垂老矣。僑委會還委他做僑務委員，兼任文教基金會的董事。有一次開會，我簽完名後，把出席名冊請他簽到，他居然茫茫然問我，他自己是甚麼名字？由於這個印象太深刻了。到我擔任僑委會顧問（官銜，不是僑務顧問）的時候，向章孝嚴建議：以後僑務委員應設任期；我就舉這一位屍居餘氣的委員，連自己名字都搞不清楚，豈能再讓他糟塌國家名器！以後從章起，僑務委員才有任期。

張子田受的教育不多，但很尊重讀書人；不恥下問，我有一次和總編輯莫夏風在一起，張子田突然提了一個問題：「我是甚麼官職？聽說委任有十多級，我是不是最大的十幾級？」他不知道級數越大，官職越小，而且委任又是官職最低職級，以上還有薦任和簡任。我們差不多一齊笑起來；莫先生大概說明一下，並告訴他的國大代表，是中央民代的選任，與文官職等不一樣。張子田倒是懂得幽默為自己解嘲，說：「那你還不快快起來向我敬禮！」莫先生只可說：「我不是時時向你敬禮嗎？」大家相視一笑。

張子田有一女三子；長女猶在；長男楠，二男早喪，三子鯀。楠叔生四子，長子就是張燦文醫生，正是前幾個月無辜被醫生公會勒令停業的人。此次經過病人到公會門前示威請願；他們才知道張燦文很得病人的愛戴和信賴。這正是：惡行遺臭，仁者有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