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堪的事

我到臺灣的第二個月，就發生一件令我非常難堪的事。由於我們不知道搬入新宿舍的準確日期，父親寄給我的學膳費，只可從校總區的信箱寄來。信箱設在校總區行政大樓，按姓氏排列著。第一個月順利收到，第二個月卻接不到了。父親和我約定每月上旬，將這筆錢換成美金十元，夾在信內寄來的。

到了中旬，我還未收到，正在納悶，晚上坐在宿舍看書。忽然有兩個刑警，帶著手鐐來找我。我的室友們也吃了一驚，原來我犯了盜竊他人信件的嫌疑，要到分局去問話。刑警也不說明原委，硬要我跟著他們走。我想：自己既然沒有盜竊過任何人信件，跟你們回去又有甚麼可怕呢？我立刻穿好衣服，跟著他們走。

到了分局，有個刑警分隊長來問話。他說我在華美電器行，冒著他人的名字，領去了美金十元。我驀地一怔，因為第一個月父親的家書曾提過這一個電器行，這是香港佛教中學的校監陳靜濤老先生的親戚開的。

我告訴這個分隊長，我沒有到那裡領過任何錢，連那個電器行的地址也不知道。他慢條斯理從檔案夾拿出一封有頭無尾的信箋給我看。我一愕，這是我的父親寄給我的信，而我是沒有收到的。

那個刑警不相信，偏說我收了不認賬。不久，他帶了華美電器行的人來認。說來真倒霉，那人既無法認出我，卻說沒有印象。這樣，刑警還是不放我。那個分隊長也夠狠，說一定要在午夜十二時一定要破案，叫我承認。我答沒有拿過，怎樣承認？而且我每個月，就只靠這十元來維持生活。我建議他去搜查我在宿舍的行李，看看有沒有藏起來。他沒有理我，左右繞了一些問題，還是要我承認，因為他一定要在午夜前破案。 我想：這真滑稽的事，你為了破案，難道我要說謊來成全你麼？這是刑事盜竊罪，我怎能說謊呢？我有點激動。

真相大白

那個分隊真狡猾，見我氣呼呼的站起來和他爭辯，又軟軟的請我坐下來談。和緩了一陣，又說一定要破案，要我承認。然後掉下我一個人坐在那裡，他自己出去了。

半個小時回來，問我想通了沒有。我說想通了甚麼？這不是想的問題，是我有沒有做過的問題。他笑一笑，他說這種情形見得多了，慢慢就會承認。我被他氣得瞪著眼。

還有一小時便午夜，我的室友畢可修帶著好幾位同學，帶著被單來看我，恐怕我不能回校，要在拘留所渡宿了。

我看情形有點不對，他們確實沒有放我回去的企圖。我立即將過程告訴他們，并請他們到外邊打個電話給我一個世伯──李之衍先生。

李先生任職中央黨部第三組，他深夜從板橋趕來，剛好看到我和分隊長針鋒相對的爭辯著，因為那時已接近午夜，他正在一步緊一步的威脅著我。李先生及時的出現，使我大大鬆了一口氣。他聽完我的申述，回身對那分隊長說：「你怎麼可以沒有調查清楚，便硬要他承認呢？」那分隊長也真狡猾：「你問問他，我有沒有刑求？我當然要破案啊！」

李先生再沒有和他辯論，簽保了我。我帶著被單返回宿舍。

過了一週，校總區的報告板，突然出現了一張校警室的通告，要遺失信件的同學到校警認領。報告板上列出的名字不少，我也赫然在內。原來那位盜竊他人信件的人被逮著了。由於有許多僑生，像我一樣靠郵寄接濟的，現鈔就裝在信封內，遺失了當然向校警報告。經過幾天時間的監視調查，終於及時逮到他。也就是他，將我父親寄來的信，憑著地址商號，冒我領了十元，使我險遭不白之冤。後來，學校將他法辦。刑警的分隊長請求我做証人。我想這是個人對社會的責任，我答應他了。

畢業榜前所見

臺大的讀書環境很好，讀書風氣也不錯。但同學只注重學科的成績，所以對課本的功課特別注意。至於課外參考書，就沒有那樣有興趣了。也許是環境使然吧，大家都想出國留學，拚命拿高分數，因為這樣對申請獎學金和學位的爭取，是一條終極捷徑。

在臺灣要考取臺大，并不是那麼容易。聯考有志願選擇，大家都選臺大，自然有許多不得其門入。得入其門，似乎是一夜之間成為驕子驕女。本地同學對我們僑生，似乎有點排拒心理，因為他們從小學開始，經過多少次考場的競爭，才可以入門。我們僑生，因為佔去了相當名額，使他們有望門之嘆。其實當時因為有美援的撥款，是專補助僑生名額的，并不是從學校既定的名額中分配出來。這種錯誤的排拒心態，如果當局妥為指出，也許可以避免。這樣，連帶有一部分教授，都對僑生有若干敵視的心理。我們的學號排在本地同學之後，很容易便辨認出來。我讀的是經濟系，是法學院人數最多的一系。如果以全校論，除了土木工程系，便是經濟系了。全系當時有一百六十多人。我們香港僑生在第一年有十人入學。到應屆畢業的時候，只有我和傅錦棠君。其他的？有的轉系，有的退學和留級。

我記得有一位印尼僑生，比我們先入了兩年，只有一科不及格，到我們應屆發榜畢業，他不及格的那一科，還是四十九分，連補考機會也沒有。他對著成績榜發愕，像失去知覺，看得我們害怕，又不好意思安慰。後來怎樣？因畢業後離臺，不知後果。還有一位香港姓黃的同學，比我們早一屆，也因為這一科不及格留下來；還是不及格了。我們參加謝師宴回來，不見他在宿舍。室友們說他一早便出去，深夜未歸，大家忐忑不安。

偏激的人師

次晨，我們分頭去找他。我和一位姓陳的同學，在碧潭紅樓的近處一個懸崖，看到他雙手抱頭，對著潭水，僵坐在那裡。他究竟想甚麼？我們不敢問，只有死拖活扯纏他回來。

還有一位比我遲一屆的香港去的同學，他的足球踢得很好，也是讀經濟系。我任海風社長的時候，他參加了我們的足球隊，所以彼此很熟絡。我畢業的時候，這最要命的必修科，我考了八十三分，是全系第三名高分數。他請我把筆記和講義送給他。我們是好朋友，當然送給他了。我畢業歸港，後來加；十年以後，我們在多倫多重聚。他告訴我，他那年還是因為那一科不能應屆畢業，只因為開課的時候，他在港因事遲到一週，被那教授點了缺課，所以只得四十九分，差一分不能補考，就這樣多讀了一年。言下猶切齒痛恨。不過，他說，這一年光陰的虛擲，總算有機會出了一口烏氣。因為他早幾年在香港，竟在街上碰到那位渡假的教授，當著圍觀的行人，當面數他的不是，「三字經」也出籠了。罵得他垂頭喪氣，靦顏潛去。

這位同學是不會造詞的，因為我們都知道，他有一套「立威」的方法。點名是其中之一。他每一學期只點一次，那一週點，誰也不知道，他的確揚言，點不到的，考得更好也不及格。這雖然并不是針對僑生，但總不能不算偏激吧！

學校成績水準的維護，當然重要，也沒有能一定畢業的理由。否則，教育和學位的尊嚴便蕩然了。大陸文革時張鐵生交白卷被認為英雄，在理性的社會固然不會發生，那是一種可恥的紀錄的。但因偏見而踐踏學生的自尊心，也不是為人師表者所應為。想想千里迢迢回國受教育僑生，不努力畢業固咎由自取，但因教授的偏見，使他「無面目見江東父老」，又於心何忍！

榮譽報酬

少數個性偏激的人師，本身的缺陷，對學生發生的不良影響，是教育中不容忽視的。教育不僅是傳授知識和技能，更重要的，是培養身心健全的下一代。身心有缺陷的人，學問再好，都不足以為人師。

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工作。當一個繁榮進步的社會，物質的誘惑是這樣大，而教師除了一份薪金外，少有其他額外的收入，除非他是個心有旁鶩的教師，或者是掛羊頭賣狗肉者流。否則，一個專志教育的人師，一般來說，生活是相當澹泊的。抵不住澹泊的人，最好不要為人師表。不但誤己，而且誤人，該是一樁罪過。

美、加兩地，教授算是收息豐厚，也不過是年薪二萬左右。資深的教授，很少超過四萬。比起一般非專業人士的工資，也許算高，但比起一般專業人士，不會好到那裏去。如果與有了名氣的專業人士比較，或者是賺錢的小商人，甚至不如。更不要和一些大企業家或投資家相比了。可是，社會的地位崇高，輿論界的尊重，又非入息豐厚者可及。這種榮譽，是精神上的豐收，又確非物質可以填補得來的。

臺灣近年的發展，富人們趾高氣揚，一副暴發戶的嘴臉。真教知識界側目。如果我們要建立一個高度理性的社會，一定要尊重知識分子，特別是有學術成就的高級知識分子，使他們能安心地研究，安心地傳薪。這樣，一個理性的、繼續發展的經濟社會才會形成。因為這樣，才會平衡物質高度發展所引起社會各種畸形的心態。

知識可以制衡不合理的情事發生。知識分子受到應得重視，對社會有一定穩定的作用。高級知識分子所以成為高級知識分子，，是鍥而不捨的精神達致。所以，他們的報酬，來自精神的榮譽感，比物質還要重視，為甚麼我們連這一點都吝嗇呢！

可惜可痛的印象

二十五年以後的今天，臺灣省已建立了一個相當堅固的民主政治的基礎，但有時還免不了給外人一個錯誤的印象──警察國家。那是十分可惜的事。在我們看來，特別像我們這些在那裡受過教育的人，而且常常旅遊斯土，覺得她并沒有干涉個人自由，言論也不是外間人胡謅誣衊那樣，是相當的開放的。在強敵壓境的氣氛中，某些政治性的避諱，是可以理解的，也是需要的。在我看來，說臺灣是個「警察國家」，那是不應該的。但為甚麼還有這種歪曲的形像？刑警在執行任務時在技術上所發生的偏差，恐怕最少要負一部份責任。

例如近日報載臺灣偵查四月十四日發生的第一宗槍劫銀行的案件。真象在臺灣警備總部軍事法庭揭露了。由於証據確鑿，被告直認了：犯人李師科，是個的土司機。可是，在破案之前，臺北的刑警卻冤枉了與犯人李師科相貌相似的李志華和王迎先。後者并且因刑求被辱而跳河自殺！據其中一個被刑求的李志華說，刑警放大銀行劫案錄影帶給他看，并且這樣說：「你看，你看！這不是你呀？沒錢啦，沒有問題，承認了吧，好漢做事好漢當！」這樣的破案技術，和二十五年前我所經歷的：「我一定要在午夜前破案，你承認了吧！」有甚麼分別？

王迎光更不幸，他刑求以後死了。據他女兒王貴梅說：「他同父親一起被帶到一間公寓接受訊問。他自己被警察打了幾次耳光，而聽到隔居傳來父親的哭聲、喘息聲、嘔吐聲、水擊和呼喊聲。」

這些消息，都已公開登在海外的僑報上，也有外文報紙譯出，給人一個惡劣的印象。這些報導，正是臺灣所以被人懷疑是個警察國家的最大佐証。國府要和中共對比，法治與非法治是個極重要的科題。萬不能給人一個五十步笑百步的難兄難弟的形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