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孟武的雜文

薩老師說他祖先是蒙古人，後來在福建落籍。他說的時候，像開玩笑似的，是真是假，我們無法証實。他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生於一八九七年，現在已是八五高齡，依然健在，亦國之大老了。他不但是政治學權威，而且是雜文好手。我們做學生的時候，常常在報上讀到他的論著，是那樣簡潔明快。他的雜文，結構謹密，義正詞嚴，無堅不摧。許多人說魯迅的雜文寫得好，獨步文壇，稱為匕首文學云云，我是不敢茍同的。魯迅的長處在短篇小說，雜文有霸氣外，還帶著一股刻薄氣。這是他不如薩孟武之處。「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不是魯迅的文字遜色，是他的修養與個性使然。刀筆吏文字是弔鑽了，但終究是刀筆吏的文章；固然沒有「孟字」那股浩然之氣，想與唐宋名家并列也不可得。文章是千秋事業，譁眾取寵於一時，未必經得時代的考驗。當納粹勢力興盛時，希特勒著：「我的奮鬥」，何嘗不人手一本。今日呢？誰還記得？

薩老師的雜文，出了單行本的有：「孟武雜譚」，「孟武隨筆」和「孟武續筆」。近年有沒有近著呢？離校過久，已不復所知了。

薩老師最暢銷的著作，還不是上述的雜文單行本，是他最當行的「政治學」。臺大法學院的學生，差不多人手一本。其他的院校，也有不少列為主要的參考書，其暢銷是理所當然。這本學術性的著作，實在也寫得很出色，許多對政治學有興趣的社會人士，都會慕名閱讀，使它成為臺灣有數的暢銷書。也是被翻版、盜印的對象。薩師為此慨嘆臺灣省是文化海盜聚嘯之地，究其主因，是法規對著作權保護不力。事實上，臺灣省對外國人的原著，毫無顧忌的翻印，早已有國際文化海盜的雅號，不是薩師提倡的。

許多老師都在課堂上慨嘆：著作被人盜印、翻版了！

著作權法的寬容

除了薩老師的「政治學」，「孟武雜譚」外，我記得李師的「中國近代史」和施師的「經濟學原理」都發生過。

中華民國的「著作權法」，規定在「行政法規」中的「內政」上。首次公布和施行，是在民國十七年五月十四日。第一次修正在民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三十八年又作某些條文修正。五十三年七月十日用總統令修正公布，同日施行。

根據林紀東續編的「最新六法全書」（民六十九年九月修訂版），分第一章總則，第二章著作權之所屬及限制，第三章著作權之侵害，第四章罰則和第五章附則。凡四十二條。第二章和第三章之條文，乃從第四條起至第三十二條，佔了幾四分之三，把「著作權之所屬及限制」和「著作權之侵害」，分細項條文規定。好處是有一些條文對法律標的清楚。不好的是有一些沒有在條文出現的，容易被主持審判者徇私。過分繁複的法規，有時會得相反的效果就是此意。唐太宗曾語：「國家法律惟須簡約，不可一罪作數種條。格式既多，官人不能盡記，更生姦詐。若欲出罪，則引輕條。若欲入罪，則引重條。數變法者實不益道理，宜令細審，毋使互文。」這是至理名言。

法規對某一種所有權之保護，能不能有效，端視對侵權者之處罰嚴格與否而定。如殺人者輒判輕刑，人民生命的保障就可慮了，搶劫盜竊不量重刑，人民的財產便失去保障。所以著作權法中對「罰則」訂定過於寬容，著作權便失去保障，或者保護不夠了。

罰則──第三十三條：「擅自翻印他人業經註冊之著作物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千元以下罰金。其知情代為印刷或銷售者，亦同。」

著作權法的漏洞

同一條款並規定：「仿製或以其他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權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得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其知情代為印刷或銷售者，亦同。」「以犯前兩項罪之一為常業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千元以下罰金。」

從以上之條款，可知對著作權之保護並未著力，所罰之金錢，數量甚少，且不必去說；關於刑期，只規定二年以下，甚至一年以下；而未說明最少刑期。審判者便可以法徇私，甚至判象徵性的一天刑期。這樣一來，又何能戢止侵害著作權。於是盜印，翻版，仿製層出不窮。而使耗去無數心血或一生精力的著作人的權益，輕易被他人朝夕之間所掠奪。

如果罰則條款清楚規定：「處一年以上兩年以下之徒刑。」而且把罰款提高一個相當數字。這樣，便會收阻嚇作用。至於慣犯──「以犯前兩項罪之一為常業者」。應加重其起碼刑期，才可收阻嚇作用。

外國人的著作權，似沒有受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的保護；而且似有鼓勵國人繙譯。因為第十條：「從一種文字著作，以他種文字翻譯成書者，得享有著作權二十年，但不得禁止他人就原著另譯。」條文沒有規定譯者是否得到原著人的同意書或授權書。換言之，任何一種著作，（包括在內政部登記）都可以不經原作者同意，就可以他種（與原著作有別）文字翻譯成書，而且可以得到著作權二十年。立法的原意，也許是鼓勵國人對外來知識的吸收，殊不知這也使我們成為國際文化海盜的伏線。還有一點，是立法時欠缺考慮的可能性。假如國內有人用外文著作，而又在內政部依著作權法註冊。因為沒有規定譯者要取得原著的同意，不論譯成中文或日文，抑或其他有異於原著的外文，依法亦取得著作權。那麼，一個著作而分割幾個著作權。是否對原著的著作權有欠公允呢？更不必說保障了。

人文科系死胡同

謝冰瑩女士，曾在我面前非難林語堂先生，為甚麼翻譯她的著作「女兵自傳」，而沒有付她分文？到今天我查遍「著作權法」，才知道種因在此。

近世物質文明，大家都走向自然科學和實用科學之門；以為一經此門，便聲價不同。誰會自動走入人文科的死胡同呢？

人文胡同真不該走，沒有選擇，或不得已才走入。可像讀了中文系或歷史系，哲學系或接近這些科學系的人，都像抬不起頭似的。只有外文系例外，因為讀這一系，便靠近一點留學之門，洋貨比土貨有出色，洋幣比臺幣有價之故。子女出國，家有榮焉。我們外文系的女同學，那裡會把眼睛掃向文史科系的土貨呢？當時公教人員的待遇不足，著作權又沒有著力的保障，與文史沾上邊，等於與窮結了緣。啖菜根雖然說是清高，但到底味屬清苦；社會的眼光也這樣冷。自己抵得，但恐怕家人受不住。算了，理想、興趣不得不放棄；先考慮現實再算。這種心態，便促使大家不再走人文胡回！

能責怪青年學生太過現實嗎？難道社會風氣，法制和國家政策不負一點責任？如果社會重視人文科學；尊師重道；如果公教人員生活大幅改善；如果稿酬提高，出版商公平一點，而著作權法保障得力，我想這種局面一定可以扭轉過來，讓有天份的、有興趣的年青人，投身人文的行列，在我們久已荒蕪的文藝園圃裡，出幾枝世界觸目的奇葩；讓我們這個文化沙漠，成為欣欣向榮的綠洲吧！

一個健康的社會，是要平均發展。像我們人體一樣，「四肢發達，頭腦簡單。」固然有問題；但頭大如斗，四肢萎縮也不妥。心臟重要，表皮也重要。所以，我們要健康，營養重要，陽光也重要。

移風易俗之道

近世以西方文化的輸入，我們發生過幾次自強運動。都以接受西方文明為倡。購買外來武器，或遣送留學生出國學習科技，都是達到「船堅炮利」的目的。設置同文館也好，五四運動也好，莫不想繙譯外文，準備接受西方思想；與西方的文化。自鴉片戰爭一敗，我們對自己文化的信心便基本搖動了。似乎甚麼泊來品，都比我們自己的土貨勝一籌了。自我文化的否定，才是我們近百年來貧窮、戰亂最大的主因。

我們的文化果真不足道？試問五千年來，我們的治世與亂世的比較怎樣？治世的時期比亂世多了。那麼，我們的文化果真不可以成盛世，致太平？自從我們接受了西方文化，我們有那一年太平過呢？那一年沒有戰亂？

自我文化的否定，大家再不重視文史學科了。這些科系成了冷僻的，而且無人重視。我們又何怪年青人重現實！因為他們沒有出路，即使有出路，人們以為他們不出色。這樣，他們要兼顧自己的前途和自尊心，又有甚麼罪過呢？理想如畫餅，是不能充飢的。

要改變這不健康現象，要使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平均發展，使我們國家民族更健康地發展下去，非改變目前現狀不可。 社會的觀念改變，不是一蹴即就的。但法制只是通過立法的程序便可以改變過來。目前急不容緩的，首先是立即修改「著作權法」，提高侵權的刑罰；提高的程度，足以使侵權犯不敢以身試法。這樣，便可戢止盜印、翻版之事。使著作人研究或創作的成果，得以保障。這樣，既可以改善著作人的收益，間接就鼓勵人們從事寫作的興趣。逐漸地，也會帶動社會觀念的轉變。這是政府可以立法來改變現狀，進而改變社會，達到移風易俗的目的。

著作權法的修改

如果僅僅著作權法的修改，也許還不會立竿見影而馬上奏效的。出版界的配合也非常重要。出版界和著作人的關係，如水與魚。魚無水不活，少則不便，亦了無生氣。水無魚成死水。出版界沒有新著作，出版事業便停滯下來。兩者是共榮共存的；休戚相關的。

目前出版界沒有這種觀念。大多只顧自己利益打算。一般來說，只給約百分之十五版稅，沒有給版權費。質言之，出版商印多少冊，只給冊數的售價百分之十五。以後再版，亦照這比例付版稅。這真是可恥的待遇。試想，一冊如果售慣十元，著作人只有一元五角，如售五元，只得七角五分。以此類推，可見待遇之差。即使每本成本為售價的半數，出版商所佔的利益，比著作人多了一倍而接近兩倍。

外國出版界對著作人的尊重，一般來說，遠勝我國。稍有名氣的作家，出版商要取得出版權，會和作家議定，一次過付版權費多少，數目因人而定。第一流世界著名作家，如已故「老人與海」的作家海明威，動輒超過美元百萬。此外，論本抽版稅，每本佔售價多少，也因人而異，叫做Royalty。我國稱為版稅。這個字的涵義，除了「特權」以外，還含有「忠誠」的意義。出版商不會用多印少報的欺詐方法，掠奪作家的版權稅。這種被視為商業欺詐的刑事，近世歐美兩地，尚少有發現。不如我們的出版商，時常和著作人對簿公庭。許多案件，都是「不忠誠」之故，真是有失斯文！有的甚至「黃牛」，這何異搶劫犯呢？

近世日本的出版事業猛進，和著作權法的完善，與保護得力大有開係。作者收入豐厚，不比歐美遜色。促使文藝界人才輩出，終於在諾貝爾文學獎佔一席。我們號稱文化古國，寧不有所感觸而思補救之道。

著作人互助自救之道

著作權法如果日趨完善，出版界才有信心出品作大量投資。否則，一本傑作面世了，大量的宣傳成本也投下了，市場易銷了。不旋踵便發現了翻版，資印的侵權膺品。這種教訓，都教出版界無法作精選投資，只是在商言商的混，任由出品自生自滅，售完再印，而且每次少量。這樣成本高，利潤少。好的書也變得塵滿面，只靠運氣才轉到慧眼獨具的讀者手裡。出版事業又怎得發達呢？出版商是作者與讀者間的媒介。出版商「營養」不足，他又能供給多少與作者呢？可憐的作者，面有菜色，是個營養不良的人，又何能怪他的產品是這樣貧血和蒼白？

任何一種行業，完全依賴客觀條件的改變，而不思主動的去爭取，將命運委諾別人，這是多麼不可靠的事。我國著作權法的漏洞，歷久不變，和著作人沒有積極的爭取，有著莫大的關係。假如我們有著作人協會，或作家協會，這些會，的確為會員的權益為立會宗旨的話，必然會有不同的效果。試想，如果會員有被侵犯著作權的時候，著作人協會立刻以集體的力量，支持會員的控訴，發動社會聲援，使侵犯者在法律與輿論雙重制裁下，加上全體會員以後的杯葛，他就不能不考慮後果了，也對後來者起了警惕的作用。可惜，我們從沒有聽到著作人聯合起來，對付那些盜印、翻版商。個別的窮措大怎敵得過「文化撈家」。除了徒呼奈何以外，還有甚麼辦法？作家協會也者，除了供少數人沽名釣譽以外，對會員權益的保障，究有何補？

如果我們只埋怨作家協會或著作人協會的辦事人沒有盡職，也是欠公允的。會社是成員組成，會社的缺陷，正是成員缺陷的反映。大家都抱著自私心理，沒有集體的公義，又何能怪協會辦事者噤若寒蟬？袖手觀火，火勢終於燎原，想自固吾廬，那時恐不可得了。

作家還有一種自視清高的心態，不屑與盜翻版者對簿公庭，恐有失斯文，有玷清譽。這樣，就間接鼓勵了不法之徒。個人損失事小，貽禍社會事大。這種虛譽，實在無法補償作家對社會未盡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