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冰瑩、李敖、陳若曦

真的是無獨有偶，當年另一位負盛譽的作家謝冰瑩教授，也在一個序言裡這樣介紹我：「我認識的作者，是一位熱愛祖國的青年，所以表現在作品裡的，是堅強的民族意識，熱烈的愛國情操。他的每一篇作品，那怕只是短短的幾句話，幾行詩，也像火花似的會發出光和熱來。……他是位最有前途的青年作家。我希望他從此更要努力充實生活，創作更多在偉大的時代，能夠放射出火花的作品，使失望的青年們得到鼓勵，憂傷的得到安慰。」這是謝冰瑩教授對我的期望，也許是我寫作的目的吧！

我以性好文藝，自然留意文藝界。當年臺大有一位時常穿著藍長袍的學生，咀巴咬著煙斗，頭髮梳得光可鑑人。譚錦銘為他起個綽號，叫做「大種乞兒」。因為他的奇行異相，我們才知道他叫做李敖。想不到後來成了臺灣的「文化頑童」，而且蜚聲文壇的。他與胡秋原大打筆墨官司，服了刑。出獄後與一位女星結婚，同樣轟動一時的。又與蕭盂能訴訟，再入獄，又轟動一次。則他的離世異俗處，在學生時代便開始。

如果撇開品德不論，李敖駕馭文字的能力，的確是能者之一。

現在聲名籍甚的陳若曦，原名陳秀美，當時卻是籍籍無名的外文系女生，與我同年不同系。畢業後留美，與其丈夫段世堯「回歸」「認同」，離開大陸後，在香港小住轉加拿大白石鎮定居，在一間銀行當職員，現在去了美國，當了「遠東日報」的總編輯，但該報虧損過鉅，現已停版了。陳若曦以「尹縣長」的短篇小說集得國府的國家文藝獎，使許多一貫忠貞的作者，都後悔沒有先擁共然後再反共！

王藍先生

大學二年級的時候，在臺大的生活已很適應了。民國四十七年，臺大的港澳同學，組織了港澳同學會，採行總幹事制。第一屆總幹事是譚錦銘君。我們出版了「港澳青年」，我被選為總編輯，負責編務，經費是由僑委會和救國團補助的。是年的冬季，僑委會和中央黨部合辦了僑生冬令營，營地選在屏東，我參加了。

冬令是全國僑生的校外活動。在結訓的時候，冬令營舉行作文比賽，自然也分中學組和大專組。我以「中古西歐農奴制度與中共人民公社的比較」為題，寫了約二千字左右的論文參加，結果獲得首選。評判者是王藍、李辰冬和王恰之三位。也因為這一次獲獎，使我認識了王藍先生，開始了我們的交誼。

王藍先生以「藍與黑」飲譽文壇。另一部短篇小說集「師生之間」，我曾為他寫過書評。旅加以後，我每次回臺必定以一晤為快，他也有兩次來加，都能約聚。有一次，我們在多倫多一間唐人街餐館裡，他教我吃大蒜，辣得我的心肺像快要炸開似的。他幽默的談吐，和他的水彩畫，至今猶印像深刻。他畢竟是個才情兼備的藝術家。

他曾經在一篇序言裡這樣說：「他不是專攻文學的，他讀的是法學院經濟系，也許他的文章在用字修辭上，不像專門致力文學的那麼推敲琢磨，可是他那種愛國、反共、崇尚自由民主以及嫉惡如仇的精神，已透過一枝非常有情感的筆表現無遺。……我決不盼望他成為職業的寫作者，然而，我希望他永遠不要丟下筆。」

我沒有成為職業的作者，但也確實沒有丟下筆。二十五年前王君如是說，則知我者，其為王君乎？

蔡浩泉設計的封面

至於我們僑生，同時期的，對文藝創作有表現的，只有臺大的余祥麟和師大的胡鎮海。余君筆名余玉書，胡君筆名野火。余、胡兩君，以後一直還在香港出版的報章和刊物上都有他們的作品。余君在學生時代以新詩鳴於時，近年卻很少看到他的詩作，反而小品文較多。胡君還是以文雜見長，言簡意賅，他行文的特點，一向都能掌握著。

當時，香港有一位珠海學生，也常常投稿到我們臺大的刊物上，名叫潘兆賢。我從沒有與潘君一晤。也許是同好吧，所以印象深刻。近年，我偶然在一本雜誌上，看到他寫的一篇學術性文章，筆法樸鍊，有柳宗元的味道。

師大藝術系有一位相當傑出的僑生，名叫龍思良。記得他還在學生時代，已頭角嶄露；聽論近年有聲於藝壇，是不足驚異的。較後期有一位蔡浩泉，香港僑生，讀的也是師大藝術系，聽說他不但國畫寫得好，還善於木刻和封面設計，對現代詩也涉獵，他是這樣有藝術天份的人。

我畢業的那一年，僑委和救國團為我出版一本「火花」的文集。封面的設計就是蔡君，那時他是藝術系裡的二年級生，他用交織的黑線條和灰色的底，卻透出一窗白色和一點希望的火光，把書名的命題襯托出來了，確是匠心獨運。這原是我青年時代不成熟而粗糙的產品，不值得保留的，就這樣散失殆盡。後來想，這究竟是人生中的歷程，鴻爪之留，總是當年歲月的紀錄，正在追悔，不意內人把當年我送給她的一本還保存下來，才彌補缺失。這個封面設計，如果也是蔡君第一次作品，那就更值得我引以為榮了。

於梨華與余光中

在目前文藝界享盛譽，而出身臺大者，尚有白先勇和於梨華。他們讀的是外文系，但以寫小說而成名。白先勇近年已少有作品面世，似有江郎才盡之勢；於梨華呢？以一本「夢回青河」而聲譽鵲起。再以「又見棕櫚，又見棕櫚」而奠定她文壇一席。「又見棕櫚」寫留學生的處境，最後返臺服務，適合當時國策，臺灣文藝界力捧她。想不到尼克遜的「上海公報」，發表後，她也趕搭北京巴士。成了北京政權的歌德派。可是臺灣的出版商還大量印行她的書，真是咄咄怪事。

於梨華的小說盛行，真可說浪得虛名。上述的兩本書我都讀過，文字之劣，和她的名氣太不相稱了！如果老實不客氣的說，她連用標點符號都不大清楚，漫說用字遣詞！我絕不是惡意批評，稍待有暇，將另成專文批判。於梨華所犯的錯誤，全歸根在一個原因：國學基礎薄弱。

余光中就不同了，他和於梨華剛好相反，主要是根基穩。所以無論寫短短的新詩好，寫大塊文章也好。寫新的事物而古意盎然，舊的發掘而賦予新的生機。以文藝價值論，十本於梨華的書，抵不上余光中一首詩。不信，証之十年以後，總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來。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家應有這個抱負，也應該有這個信心。好的作者絕不會不知道自己的作品有價值；不好的作者也不會知道自己的作品是好是壞。因為好與不好之間，就包括學養和鑑別的能力。這兩句話不但是主觀的條件，而且有客觀的時空限制。希特拉當年著「我的奮鬥」，何嘗不是人手一本，今天呢？有多少人記得他曾寫過這本書？

歷史學家的史識問題

當時，臺大文學院的師資優良，且算得上陣容鼎盛。不過，近年偶然閱報，常常發現許多資深的老師逝世的消息。雖說人生百年，總有歸去之日，但宿儒碩士，世不多見，不禁為國失瑜寶而惋惜。

歷史系在文學院也頗負時譽。有一位吳教授，他說他手上有慈禧太后膳食菜單，頗有唯我獨尊的味道。不過，現在想來，治史之得失成敗，史料只是一端，還要有「史識」和「史德」。故宮所藏的膳食檔冊，尚不只慈禧一人。而且慈禧的史料，是近世被人歪曲附會之處最多，要靠我們的史識去判斷，始可以去耗存真。例如德齡公主是慈禧的親信，日常隨侍左右，記寫慈禧的事有：「御香縹緲錄」，「御苑蘭馨記」等。應該是目擊証人，可以作信。殊不知大謬不然。她說：「祇知道太后或皇上每一次正餐，必須齊齊整整的端上一百碗的菜來。」如果我們信以為真，就難免厚誣古人了。據故宮所藏膳食檔冊，乾隆以後，大致保持完整。每日進膳時刻，膳品名目，連廚子是誰，剩餘的膳食賞賜誰，都有記錄。皇帝生日，在乾清宮大宴，也只有四十九品而已。檔案中有同治元年十月初十日，慈禧晚膳，也只有二十二碗。至於「安德海事件」和慈禧與榮祿之戀，更多不盡不實。「盡信書不如無書」，鑑別的工夫是這樣重要。魚目混珠，就看能否把珠揀出來。

李敖是歷史系出身的，他自稱為歷史學家。不過，在我定的水準看來，也許言之尚早。不過，李敖是有一份天賦。如果他心無旁騖，假予時日，他是有這個條件的。就看他能不能擺脫名利；而且擺脫「文化頑童」這個心態了。

除了李敖不以實學而打出知名度以外，似未見臺大有傑出的歷史學學生出現。名師難得，好的學生也難求。「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確是人生一大快事；英才是可遇而不可求啊！

殷海光出爾反爾

殷海光果真是自由民主的鬥士？如果他一貫以崇尚自由民主，因而致力倡導、吶喊，為達到這個目標而奮鬥，他才配這個稱號。但殷海光一直是國民黨黨內一個負責宣傳的重要幹部。抗戰時期，軍方有一張喉舌報刊，叫做掃蕩日報，戰後改為和平日報，殷海光是主筆。當時值中共倡亂，許多青年學生也到處遊行，要求言論自由，要求政治民主，反這反那。殷海光對這些抨擊得最厲害，殺氣騰騰，要國民黨鎮壓。

到了臺灣，他也是國民黨黨營中央日報的主筆，這個職位，不是重要宣傳幹部？殷海光當時不但沒有為人民要求言論自由，而且負責立論反對當時的言論自由。到他失去這個職位時，他又「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這種作為，等於可以是兵，也可以是賊，鬥士云乎哉！這是反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政客。我有一位老師，和殷海光是先後同學，在臺大共事也十餘年，也同住在臺大教授住宅區內，日夕相見，對殷海光有一句總評：「殷海光不是一個東西！」輕蔑之情，溢於言表了。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屠刀是件好事，成佛也是件好事；成不了佛而作狺狺而吠的狗，恐怕是件哀痛的事吧！

有殷海光在的時候，文學院哲學系的學生，對現狀不滿，確是很普遍。在南韓學生暴動，推翻李成晚政權的時候，我們曾聽到殷海光帶著學生遊行請願，要求言論自由。在「自由中國」半月刊更大放厥詞，煽動民眾起來革命。國民政府能當機立斷，將該刊取締，才戢止這團星火，沒有造成燎原之勢。

趙耀東拆臺大招牌！

今年（一九八二）一月十二日，我偶然看到多倫多一份當地黨營的中文日報的社論，標題赫然為：「趙耀東拆『臺大』的招牌」。我第一個反應，是在腦海打個問號，再想又是另一個問號，以後越想越多。為甚麼要拆我們臺大的招牌？怎樣拆？部長有權拆麼？臺大有一個校門，是一所學校，算是商號或招牌麼？幾個問號在腦袋裡轉了幾轉，找不到答案，便閱讀正文，初驚異，繼而疑，讀畢則只有搖頭嘆惜。

趙耀東果真要「拆臺大的招牌」？這一篇社論只引用了趙的兩段話：「日本所有各大企業，政府首長，百分之七十都是東京帝大畢業的，而今天的臺大，對政府沒有什麼貢獻。」「談到股票上市公司，今天最破壞股票上市公司的，多是臺大畢業的，又讀會計，又讀法律，結果到處查帳，到處鑽漏洞，到處遮人家漏洞，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這多是臺大畢業的。」

趙耀東接長經濟部只從報章稍知他的經歷。與我們這些身在江湖的布衣，毫無一點淵源，更談不上什麼恩怨，自然也沒有絲毫成見。但看到她為了減輕對日本貿易的逆差，毅然禁止日本消費品凡一千五百種入口，其為國謀，不討個人榮辱，確有古大臣之風。他有沒有說過以上兩段話？而採訪或筆錄者有否誤記？苦無對証。如果以所錄的兩段屬實，以此語而論此事，則語有過當了。

第一段話主要的論據，是把日本東京帝大與臺大的畢業生比較，然後下一個結論：臺大畢業生對政府貢獻不如帝大。

臺大對政府沒有貢獻以外的貢獻

但這個比較似乎語焉不詳，所列的統計數字，帝大是百分之七十，臺大沒有列出，究竟相差多遠？而且，數字大是否等於貢獻大？還有：趙耀東只說臺大畢業生「對政府沒有甚麼大的貢獻」，但沒有說在「各大企業」上比不上帝大。而這一段引述，他是舉「各大企業、政府首長，百分之七十都是東京帝大畢業的。」顯然他認為臺大畢業生在各大企業舉足輕重。否則他也一定列入「對政府沒有什麼大貢獻」的欄內。

一個進步的社會，它進步的程度，只要看它分工的精密程度便可以測知。臺大畢業生不再集中向「仕途」發展，正說明我們的分工日趨精密，也說明社會觀眾的轉變，更說明臺大畢業生發生的作用，不再局限於政府方面，這應該是一個合理、可喜和進步的現象。臺大畢業生沒有甚麼不對。

如果人才都向政府這一道窄門擠。恐怕不是國家社會之福。人才分放到各行各業，負起領導和發展的責任，才能使經濟社會整體活躍起來。臺灣近年的發展，和各行各業人才輩出，有不可分割的關係。要是臺灣省青年，都想當官，都想當幹部，就會變成衙門臃腫，官僚太多。大陸亂局的形成，一窮二白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項，就是權力掛帥。大家往權力圈子鑽，鑽黨政窄門，就是想抓權，一旦到手，非死不放，上行下效，使中共政權，長期陷於爭權鬥爭的惡性循環；并造成官僚冗員太多，能收不能休。大陸倡言「經濟學臺北」。恐怕於此大有關係。那麼，我們又怎能以臺大畢業「對政府沒有什麼大的貢獻」而抹煞他們在其他企業領域的貢獻？

為甚麼不團結「臺大人」！

這一篇社論最末的結論：「臺大人是一個很值得驕傲的名詞，希望少數敗壞臺大門風的臺大人能知所檢點，自我約束；培養正確的思想行為路向，光大臺大的優良傳統，使臺大成為政府遷臺後智識份子的表率，這樣才不致辜負趙部長的一番唇舌。」姑不論其文字欠妥，就以「和事佬」的態度，來洗淨他強架趙部長與臺大人對立的痕跡，而再捧趙部長一次，卻是高明的手法。同樣，這一段文字寫得稚嫩，態度倒是老氣橫秋的，一副訓人面孔。老實說，臺大人最討厭這種面孔。不信，試向臺大人一詢。

臺大不是一個製造官僚的學校；是以學術自由，崇尚真理，培養健全人格為號召的學府。就因為有這種崇高的立校理想，才薰陶出臺大人，使我們學會高瞻遠矚，不汲汲於權力的鹵奪，為國家民族的長遠生計而努力，分散在各行各業上埋頭苦幹。我們不會卑躬屈節，使知識蒙羞，真理泯滅。不必論臺大與任何國內學校在學術上的成就的比較，就拿我國傳統的士人標準，平心靜氣而論，在國內蕓蕓諸校中，是不是臺大人最能繼承？如果說臺大沒有「少數敗壞份子」，似乎也過於武斷。但終不能以偏概全，對所有臺大人鞭撻。正如我不能以寫這篇社論的仁兄對臺大有成見，而說他出身的學校的畢業生全都有成見，正是同樣的道理。

國府遷臺以後，除了島內軍民一心，強固基地以外，還要爭取海外各地華僑，才可以對抗中共。國府團結各地華僑尚慮有未周，怎容許由政府補助而又是黨營的報紙大放厥詞，口不擇言，隨便傷害了僑民的向心力；更何況來臺受教育的臺大僑生和移民或留學海外的臺大畢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