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學校歸來，順道到表叔的雜貨店採購了一些伙食，並囑他代我找尋週末工作。剛踏進大門，屋主張伯立即走過來。

「周先生！」張伯很和藹的笑著說：「這個星期六就是聖誕節，請賞面和我們一同晚飯。」

「謝謝你!』我盤算一下，那天沒有特別事情，我答應下來。

這是我頭一次在外國過聖誕。佳節思人，心裏多少有點孤單的感受。躲在斗室，分別寫了給父母親和楚蕓的信。差不多將近晚飯時，才下樓看張伯。

「周先生，來!來!來!」張伯看到我即招手：「我給你們介紹。」

我所見的人，都是同住在這座屋子裡的。但由於我們只在進出時的匆匆相遇，大家只點頭招呼，也沒有互通姓名。

「溫正教授，是華埠『正心書店』的老闆。」

溫教授兩鬢斑白，戴著一副金絲眼鏡，但精神飽滿，很慈祥的和我握手。

「關勇大廚師，是位健談的青年。」不知是他過份的熱情，還是力氣大，我們握手時，幾乎痛得我叫起來。

張伯又介紹一對正在端著飯菜上桌的男女，是他的兒子自堅和媳婦。

中等身材的張自堅，帶著男性少有的羞澀。張太太的皮膚白皙，像一鈎新月的眉彎，舉動溫文，使人一看就留下美好的印象。

大家入席坐好，張伯就把酒瓶伸向溫教授。

「難得大家在一起，要飲多杯呵!」

「昨晚才在小兒家喝了好幾杯，今晚屋主的盛情也難卻。來!你們也不要辜負張伯的盛情!」溫教授舉杯向我招呼。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暢飲起來。用過晚膳，大家還意猶未盡的談天說地。只有張自堅夫婦很少和我們答腔。

溫教授從香港來加拿大只有兩年。在香港時，是一所教會辦的書院歷史系的教授。他的兒子在加拿大學工程，畢業後在當地結了婚，兩年前就接他來加退休。但溫教授卻賦閒不慣，便在華埠開設了書店，為了交通問題，才租住在張伯的家裡。溫教授和張伯的年紀相差不多，大家很談得來。溫教授固然是品學兼優的恂恂儒者，但張伯的故紙堆工夫也不弱。雖然他少小離鄉，在鄉下上的卻是私塾，國學基礎本來就不錯，加上以後的自修，程度就很可觀，他也為此很自豪。

「說來慚愧，我只上了五年私塾。」他神采飛揚，他說慚愧，正是反面的壯語：「我知道這裡的土生，在僑校唸了五、六年，連寫封最簡單的中文信也寫不出；程度差的，只學了三個字，那是他們的姓名。」

「華僑的子弟中文程度低落是有原因的。第一、中文在外國是第二語言。二、一般職業與中文無關。三、中文比英文難學。學中文還是利用課餘的時間，教師也是工餘兼職，彼此心理都帶有敷衍成份。在這種情形下，怎學得好？」溫教授為我們分析著。

「中文在外國是第二語言，那是沒有辦法的事。但它在中國人的家庭，總應該算是自己的語言，為什麼華僑子弟都說得不好，有些根本不會說。我表叔的兩個孩子就不會。」這個問題，我一直都找不到答案，我請教溫教授。

「他們的父母，應負最大的責任。假如，從小就訓練他們在家裡一定要講中國話，情形就大不同了。做父母的，本身就忽視自己言語，有什麼可說呢!」溫教授唏噓說。

「但有些做父母的，英文程度並不好，他們的兒女一樣不會說中文？我剛才說，我表叔就是如此。」

「下一代放棄自己語言，與上一代英文好壞的程度沒有關係。華僑子弟對當地語言的訓練，並不在家庭，是在學校和社會。每個人都運用最能表達自己的語言，做父母不從小訓練他們使用中文，到他們上學了，接觸的都是英文，他們一直學習運用它，反把自己的語言放棄了。所以我說，如果父母在家庭內，不強制他們繼續運用中文，日子一久，到他們忘得差不多時，英文就自然代替了全部。」溫教授說。

「所以在美加各地，土生的綽號叫『竹升』。」張伯說。

「甚麼是『竹升』？」這句粵語我聽得不明白。

「『竹升』就是竹槓，竹槓兩頭有節，是不通的。他們譏笑土生華僑子弟，對中文英文都不通的意思，其實這稱謂是不公平的。他們的英文通得很。老一代的華僑，倒真是兩頭不通。」溫教授呻一酒：「張伯，要是你不對中文下過自修工夫，就和一般老華僑一樣，應躋身於『竹升』之林了。」

「哈哈!」張伯尷尬的笑著：「我們老一代的處境很困難的，以前北美對華人歧視得很。那有什麼保障!不要說沒有機會進學校，連工作機會也成問題。工作的範圍，多半只限於洗衣和餐館業，而且待遇微薄得很。在三十年代經濟恐慌時，整天收入僅一元，有工作做的，已算是個幸運者，那裏有現在的高薪。」張伯指著關勇說：「阿勇，你們現在做廚的，起碼就拿百元的週薪，像你做『頭廚』，就可拿到一百元以上。這種待遇，以前我們連做夢也沒有過。」

關勇只是笑笑，沒有表示。張自堅和他太太開始清理桌上的碗碟。他們自始至終沒有說過一句話。

「關先生的家人呢？」溫教授說。

「還沒有錢結婚。」關勇像開玩笑的態度答著。

「不要客氣了，你這幾年的積蓄總不錯了。」張伯再轉頭向溫教授說：「他已預備明年返港成親了。你從香港來，有什麼好人家，可以介紹，他是不錯呀!康健，又吃得苦。惟一的毛病是好賭。」

「我在張伯這裡住了五年，他甚麼都知。如果將來我帶女朋友來，不要拆穿我的西洋鏡呵。」關勇說著笑。

「可以!可以!」張伯滿口的答應：「但不要忘記請我喝喜酒。」

「真有這一天，今晚聽者都有份。」開勇爽快的許諾。

大家都笑起來。

「關先生，先謝謝你將來的喜酒。」我說：「目前我很想找一份週末的工作，你能向你工作的餐館問問嗎？薪酬倒不拘。」

「對!青年人應勤奮點。阿勇!幫幫周先生忙。」張伯在旁幫著腔。

「可以的，他們時時在週末請幫手，你不計較工作吧!」

「不!甚麼工作我也願做。」

「這就不成問題。」關勇似乎成竹在胸。

找工作有時說難就難，說易就易。找了半個月，甚麼頭緒也沒有，卻在聖誕晚向關勇一問，第二天，他就為我找到了，並且可以立即上工。原因是聖誕節接著就是新年，是餐館業最興旺的一段日子。而且今天是星期日，我立即依時乘公共汽車到餐館去。

餐館不是在華埠，而是在此城的商業大街，佈置得很講究，算是第一流唐菜餐館，生意很好，兼營外賣。

我依關勇的吩咐，向掌櫃報到，他把我帶進廚房。

關勇看到我進來，打手勢和我招呼。我走過去，關勇重新介紹掌櫃吳先生和我認識，原來他就是餐館老闆。

「你就在廚房工作，散工每小時二元，做的是廚房『打雜』，關先生會指導你！」他簡單說完就走回餐樓去。原來關勇在餐館做頭廚，廚房的夥計都聽他調度，怪不得昨晚他說我的工作沒有問題了。

他帶我到更衣室換過工服後，就交給我半袋洋蔥，叫我先除去洋蔥的外衣，然後切絲。他只有這樣簡單的吩咐，又趕著做他自己的工作，廚師就是這樣的忙迫。

我把洋蔥倒出來，用刀把頭尾一切，然後用手剝去外衣。

任樓面的侍應生，在美加都叫「企檯」，他們把客人點的菜式，寫在餐單上，進入廚房，就把菜式逐一唸出來，廚師做好，把電鈴一按，他便再進來把菜端出去。

廚房一共七人，四個正式廚師，一位專做外賣的打包工作，除了我以外，另一位就專送外賣。送外賣是論單扣傭，生意好的時候，有時需要三位。做這門職業，一定要懂開汽車。

洋蔥的氣味真難受。切的時候，往往把液汁迫出，直射切者的口鼻，使人打噴嚏，甚至涕淚交流。

我一連打了幾個噴嚏。

「不要哭，快些揩乾眼淚，大家不好意思嘛。」關勇把脖子牽長，一字字的拉出來，引起大家都笑了。

我真要把眼淚揩乾才能再切下去。關勇走過來，他要了我的刀，把一顆洋蔥當中一刀，將半邊的切口仆在坫板上，左手按著，右手提刀，刀的末端始終不離坫板，刀身斜憑在屈著的中指上，只把刀頭提起，刀口一刀一刀的跟著左手退後的切下，安全快捷，洋蔥也很少液汁上射。

經過關勇的示範，我總算知道用刀的竅要，減少了洋蔥液汁上射的難過。

切完了洋蔥，關勇又吩咐我撕鷄肉，把煲過湯的鷄骨取起，用手把連在鷄骨的肉撕出。

「這種鷄肉因燒過湯，沒有味道，還拿來做什麼？」我不解的問。

「炒飯。」關勇不假思索的答道。

「雞肉炒飯是賣一元五毛的。」我詫異的說。

「做餐館就要懂這一套。中菜的利潤，就在這裏。有的菜賺得不多，但能利用廢物，拉上補下，才能賺大錢。」

撕完雞肉，關勇又教我包春卷。煮了一大鍋芽菜，連叉燒、蝦仁切粒和一些冬菇切絲混合，當然味精缺不得。調好味，濾乾水以後，用春卷皮包好，以雞蛋漿封了口，然後放到煮沸的油鍋炸。

油鍋的油是沸騰騰的，我恐怕燙傷了手，高高的投下去，油花還是濺射到手，燙得我呱呱大叫。關勇走過來，執著一條春卷，把春卷下放到油面，然後離手，油花一點不濺出來。

每一門職業都有它的技術或專門性，充內行是充不得。幸虧關勇與我有同屋之誼，得他隨時的指導，省去了不少困難。

生意好的餐館，在廚房工作，的確沒有一些空暇。每天有兩次餐期－－中午餐和晚餐。餐期的時間忙迫固不待言，不是餐期，就要做好餐期的準備。兼營外賣的餐館，在十時至十一時也很忙碌，那是宵夜的時候。

廚房約有六個炒鍋併排著，每個廚師管二個。到餐期的時候，「企檯」穿插的進出，拿著顧客點了的菜單進來，像機槍似的唸著，執菜的師傅－－多半是頭廚，要馬上完全記下來，執好了份量，一盤盤放在執餐檯上。執餐檯是在炒鍋的前面，廚師一轉身就隨手拿到，兩味菜分投向兩個炒鍋，一人照顧兩個，忙迫的時候，頭廚也照樣做。炒鍋的火力很猛，廚師飛舞著鍋剷，普通的菜，二、三分鐘便燒好，倒進碟子，執菜的師傅簡單地舖排一下，一按電鈴，「企檯」就進來端出去。

時間就是金錢，廚師做菜的速度要快，味道還是其次。連「企檯」也要如此。香港和臺灣聘來的廚師，初期的速度都成問題，要經過一些時間學習才適應。廚房的工作分兩班，關勇和另一位姓伍的廚師當早班，從上午十時至下午八時。下一班的從下午三時至深夜一時。晚餐時間是六時半至八時半左右，是一天最忙的時候，兩班人都在一起應付。我當週末打雜是算早班的一員，剛好和關勇同一班工作。

我第一天工作是聖誕後一天，不算很忙，下午八時收工，就跟關勇一起回寓所。

我們在華埠附近下車，我以為會直返寓所，因為也的確有點累，但關勇卻精神奕奕，說要帶我到華埠一所俱樂部去見識。我不想逆他的意，就跟他去溜溜。

俱樂部就設在華埠一座舊樓上，地下是經營唐山雜貨的，另開一道樓梯上去。關勇推開了門，見一位老者坐在一張高腳椅上，他滿面笑容和關勇打招呼。到達二樓，又有一道玻璃門，用金漆寫著：「宏發俱樂部」幾個大字。推開門，我被嚇了一跳，不但人聲噪雜，而且迎面的牆壁，供奉著一個神像，狀甚可佈，青面獠牙，神像上面有幅橫額，上書：「貔貅座鎮」，下面則書：「大殺四方」。神像的前面是一張桌子，上放著一個香爐，前面有一塊很大的生薑，薑上揮著一把尖刀，刀口向外。我們經過神像進去，就看到一堆堆的人反群，圍著高高的長方桌，桌子與胸部平齊。人們多半是站著，有少數坐在沒有背的高腳椅上。人頭上瀰漫著青白的煙霧，間歇性的殺聲吆喝，兼雜著嘆息和笑聲。

關勇向人數最多的一堆走去。有二、三十人，圍著一張長方桌，上面用白紙劃著三十六個長方形的間格，每一間格，寫著兩個字，如元吉、茂林、吉品、占魁、明珠………等，有許多古怪的名字，有些又不像名字。人們就把錢堆放在一格格的中間。

「這是怎樣賭法。」我問關勇。

「賭字花嘛，你看!」他指著當中一個小木盒，木盒盛著許多信封，盒下只壓著一封，盒旁則排列著好幾封。排列的信封都寫有兩個字，正是那些古怪的名字。「盒旁排列的是開過的字花，壓著的是即會要開的，盛著的是以後依次要開的。」關勇說。

「是怎樣開的。」我仍然不解。

「每個信封代表每一會，信封是封了口，內有『師爺』要開的字花謎底。譬如現在是開到第五會，是盒子壓著的信封，謎底就是間格其中之一的古人名子，押中了便贏錢，押不中當然就沒收。」

「這麼多名字，很難猜啊。」

「押中了賠得多，一共有三十六個古人。買一賠三十。」

「離手！開！」開字花的人吆喝著，人聲靜了下來，幾十雙眼睛都注視著。他慢條斯理的把信封輕輕拉出來，撕了一端，從封內倒出一張摺著的白紙。大家似乎拼命把脖子伸長，眼睛像探射燈似的射出光芒。

「吉品!」開字花的攤開謎底。數十雙眼睛的光芒收歛了，脖子拉回來，有人在嘆息。

「他媽的!我就懷疑他會連開，只怪自己拏不定主意。」一個戴著氈帽的中年人哀聲叫著。上一會也是「吉品」。

「師爺就喜歡吉品這玩意。」有人說。

開字花的兩個助手開始把間格上的錢沒收，只剩下「吉品」的一格，只有一張一元的鈔票，是一位戴眼鏡衣著襤褸的老者押中的。助手把三十元鈔票點過給他，許多羨慕的眼光向他射來。

「神經懷這次翻身了!」一個青年賭徒拍著他的肩膊。

「你以為只有你才押中麼!』老人頂上一句：「正衰神，第一次押中就拍膊。」

「還想再押中，為什麼不撒把尿照照自己，要是時時押中，就沒有人你做神經懷了。」

「神經懷昨夜一定鑽過『吉品』了。」有人沒頭沒腦說，我也聽不明白。

老人倖倖的無可奈何。

下一會又開始了，開字花的依次把盒子的一個信封拿起，放在盒子下面，很多人開始下注了。

上會獨贏老人把五元押在「元貴」，很多人也跟著他下注。

關勇押十元在「茂林」。

一個穿藍西裝的中年人押廿元在「占魁」上。「占魁」這次押得很多。開字花的助手將這一格的錢點一點。

「只能吃你二元，已經先有廿八元了。」助手說完，指指白紙上寫著一條規則：「每格最高額押卅元，最高賠九百元。」那個要押注的中年人無可奈何，只照規定押下兩元。

「離手!開!」開字花的吆喝著，大家又靜下來，脖子又開始拉長，眼光鋒芒又照樣暴射。

「占魁!」他攤開謎底。

一聲轟響，有人歡呼叫跳著，嘆息的也開始嘆息。「他媽的!衰在自己遲押。」那只押得兩元的中年人自怨自艾。

助手開始沒收押不中的，然後清點押中的。除藍西裝的中年兩元，還有另一位也是兩元，其餘廿六元是屬於一位穿黑唐裝衣服的老年人。一疊疊紅紅綠綠的鈔票堆到他的面前，大家的眼睛都睜得又圓又大。老人點清數目，皮笑肉不笑的把鈔票向每個袋裏塞，安詳淡定，十足賭徒本色。我把關勇拉開一旁，附耳的對他說：「關勇兄，這種字花賭不得!」

「你講笑吧!看看那老人，他的口袋馬上要滿瀉了。」

「你冷靜點，我有幾個理由：第一，字花一共有三十六格。但押中只賠三十，開字花的白吃六格。這還不太重要，就算是『抽水』或是開者的『特權』吧。第二，每格規定了限額，就迫使押汪的人分開資本，有時甚至押在自己不願押的上面，開者大大減少風險，大有坐觀虎鬨，從中漁利之嫌。第三，是最重要一著，十賭九騙，誰敢保證開字花的人，不用第三者儘早押滿要開的上面。像剛才那個中年人要押廿元，就因遲押了，只押二元，贏得六十，如果押足，他便贏多了十倍以。」

「不會!不會!」關勇肯定的搖著頭：「被人知道賭『假』，他們還開得成嗎？」

我真不明白他工作是如此精明，而對賭博卻如此癡迷愚蠢!

「就算多半是真賭，每晚只有一、兩次出老千，那一、兩次的數目就夠可觀了。加上最高額只賠九百元，而可以殺足三十五格，總額就一千零五十元，每次差額就一百五十，一晚開十多廿次，加上出老千的一、兩次，收入就有四、五千了。」我補充的說：「開賭的人不事工作，個個肚滿腸肥，他們的錢從那裏來？」

「好了!我不賭字花，來!看看其他的。」關勇對我舉出數字，很不耐煩似的，對我的勸告當然無動於衷，只敷衍我一下。

賭場有兩檔是「番攤」，另兩檔「牌九」，每檔都聚有十多人，而且像越聚越多。大概賭徒收了工陸續的來。整個賭場都瀰漫著煙霧，咳嗽聲、唾罵和吆喝，此起彼落。我們走到「番攤」檔前，開攤的正撥著「攤子」，賭徒們的眼睛都全神貫注在「攤子」上，像快要突出來，一絲絲的血根拚命牽網著。

「四!」開攤的似死不死的哼出來。

「開二跳四，正合『攤路』。早叫你跟著押四，偏不聽，押一，正是陸榮廷看相，自己找衰。」戴氈帽的賭徒幸災樂禍對身旁的說。

「他媽的!開二縮一難道就不是『攤路』？大概你行正死運。」他也反咒上一句。

押中的賭徒毫無慍色，點清贏得的鈔票，放成一疊，右手拿著一頭，向空著的左掌一下一下的拍著，神氣十足，眼睛瞇得像一條縫，嘴角的香煙半吊著。

「押甚麼？你說。」和他拌嘴不服氣的說。

他沒有理踩他，把手上全部鈔票押上二。又是跳番的「攤路」，以四跳二，那不服氣的數著差不多同數字的鈔票押三，堅持縮番「攤路」，以四縮三。他們似乎在賭氣了。其他賭徒乾脆不下注，靜看他們這一次互戰鬥。

開攤的見再沒有人下注，揭開攤蓋，把攤子四粒一組的撥，大家緊張的注視著。

「一!通殺！」開攤的又是似死不死的哼了出來。

賭徒們嘩然大笑。兩個鬧意氣的賭徒都像鬨敗的公雞，黯然離開了。

開攤的繼續開下去，我看見好幾個賭徒，用簿子依次把開過的數字記下，然後決定他的下注。這就是他們所說的所謂「攤路」。其實，這完全是大數法則所支配。開攤的是十元抽五毛，而且一和三、二與四不能相搭，還是開攤者佔盡便宜。我把這道理告訴關勇，但先入為主，他當然聽不入耳的。我像無主孤魂似的踱到「牌九」人堆裏參觀，關勇則向「番攤」堆裏打尖下注。

「牌九」檔似乎特別嘈雜，莊家擲骰子時的殺聲，推牌和疊牌的撞擊聲，夾雜著歡呼和嘆息。「牌九」不一定全由開賭館的人充任莊家，有本錢的，誰都可以做，賭館向贏家也是每十元抽五毛。推「牌九」的人，大抵都注意牌風的順逆，四隻牌一到手，差不多已決定了輸贏，命運決定在骰子的點數，所以莊家對擲骰子很講究，神色要堅定，氣勢要威猛，才擲得好點數。下注的當然也想在氣勢上壓倒莊家，骰子雖然不是在抓在自己的手擲出，也在吆喝著，有的卻在澆冷水。

「左剝皮!地莊，殺!」做莊的一手按檯，一手把骰子擲下。

「殺！」差不多同時一齊吆喝著。

「死定！」有人牽著氣說，莊家冷冷的望他一眼。

負責「抽水」人做分牌工作，從左到右，每邊拿四個牌，依點數分出，一共八家。

牌分到面前，有人抓著向自己眼前揭起，不動聲色擺好。有的只用手向每一個牌底一模，連看也不看就擺好。只有做莊的不動，待下注的都擺好，他才一手抓著兩個牌。牌底放在手心，一揚手，從高向檯上翻下。

「通殺!」他的手仍按著牌底。

幾十對眼睛的焦點都集中起來。

「未必!」有人冷冷的澆著冷水。莊家狠狠的向他望去，把手一移，大家哄然。

「四點鵝，六點長衫，正好密十，無頭。」

莊家神色有點不好，他抓起未開的牌，用姆指向一個牌底按下。突然他的眼睛閃出興奮的光芒，但一剎那又變得像死魚一樣。

開出來是紅頭六。他興奮的一剎那，可能是先按上端的一點上，以為「兩點地」或「四點鵝」。

「死定!」那人又幸災樂禍的牽著氣說。

莊家無可奈何似的，剩下來的牌也懶得再摸，索性一下子翻開。

「牌皇!」大家哈哈大笑。原來是「紅頭七」。推牌九以他拿的四個牌為最弱。莊家無精打采的木然站著。負責分牌抽水的人，依次把買家的牌開了，莊家通賠。他把他放在檯上全部的鈔票推出來，然後依次分給贏家。到最後一家前已分完了，中了個空寶。

「他媽的，衰神打地莊，中了等於沒中。」最後那家在咒罵。

做莊的又黯然離開。

牌九又繼續下去，有人頂上做莊家，大家又掏鈔票賭命運。

我和關勇同來，對這種混濁的空氣和場面，幾次想獨自回寓，總覺得不好意思，立意再等他一會兒，希望他能過足癮。

不久，突然傳來婦人尖銳的叫罵，賭場為此沉靜下來。婦人在叫罵中，正喚著一個人的名字，她肯定他在賭場，大概是守門的阻止，互相爭吵起來。

賭場有人靜悄悄打開後門，馬上給人發覺。

「洪安!你不能從後門逃。」有人阻止他，正是婦人叫罵的人。

他是個中年人，個子不高，瘦削的身裁，面部像塗滿煙油似的。喝止聲果然發生效力，他把後門掩好。

「上次你從後門溜，你的老婆遷怒我們，報了警，害得我們夠慘，這次無論如何跟她回去。」

「以後不要來了，先把老婆教好。」有人氣憤的指責。

「什麼？」婦人剛衝了上來，用手叉著腰，面對全部男性毫不畏縮的說：「你們這班賭鬼，還有權教人嗎？賭得不成才，不理家，不理兒女，不理自己死活。開賭的是吸…………。」她一連串的罵下去。

人們的噓聲四起。

那個叫洪安的垂頭喪氣向前門走出，婦人跟了出去。

「這潑婦也算夠膽。」有人這樣說，不知算放馬後炮還是真讚美。

人們又開始聚攏起來，我趁機趕到關勇身旁。

「走吧!現在已經深夜一時了，我還要準備功課。」

關勇沒有異議，他把手上的鈔票約略的點過，笑容滿面向袋裏塞。

「關先生，這種賭場還是不來的好。」

他只是笑笑，沒有答腔。一個剛贏錢的賭徒，有人向他說賭錢不好，等於向一個剛抽足鴉片的癮君子說鴉片不好一樣，他們是聽不進去的。

「即使賭場沒有一點作弊，但每次抽百分之五，一元鈔票撥出撥入廿次，便化整為零了。牌九和番攤都一樣。長賭必輸，只有開賭的贏。」我還是說下去。

「那應該怎樣賭法？」

我正勸他不要賭，他卻問我怎樣賭，可見他的賭癮已深，大概也是敷衍一下。但我想：他既然不能戒掉，縱使他沒有誠意向我這一個外行請教，但我還是認真地為他考慮一下。

「一、不長賭，二、不賭字花，這是原則。整晚只能下注一次到兩次，這是技術。如果第一次贏，就此收手。輸了，第二次加倍，贏輸都不再賭。第一、二次下注，時機任擇。這樣賭法，賭館佔不到多大便宜，也避免自己陷於長期消耗。」我說完，他只笑一笑，沒有表示意見。我們已抵達寓所了。

住在張伯家裏的人，日間各就各業，只有張伯在家。如果早上我沒有課，有時，我會下來和他天南地北的閒扯一陣。那一天，談及華僑海外拓荒的歷史，他的話可就多了。

「在十九世紀的中葉，距美國加省發現金礦後九年，在加拿大哥倫比亞省的河谷也發現了金礦，旅美華僑，便開始移入加國。次年，香港也有三百多人乘桅船橫渡太平洋，到了加拿大。據當時西報的報導，華僑參加淘金行列的有二千五百人。以後，華僑不斷地向加拿大移殖，從事各種勞動職業。 由於華工任勞任怨，而且工資低廉，引起當地工人的嫉忌。後來，慢慢變質，演變成為排華運動。」張伯呷一口茶，清一清喉。「華僑苦難的日子一年比一年深重。一八七六年開始，加拿大要向留長辮的華僑徵收丁口稅了。」張伯的語氣沉重起來。

「所謂丁口稅，大概就依人口納稅，這豈不就是人頭稅？」我說。

「正是，初時每年納十元，過了兩年，又規定每三月取居留證一次，每次十元，是丁口稅變相的加價。這樣過了一年，又通過每年一次徵收四十元。一直到滿清的駐英大使郭嵩燾交涉後才告取銷。」張伯在嘆氣中掏出紙煙。

「取消以後，大概總沒有再發生了吧？」我對人性的存在是毫不懷疑的。

「華僑那有這樣幸運!歧視、受壓是華僑兩字的同義語。以後不但再發生，而且還經過立法程序，等於判了刑，再翻案可就沒有那麼容易了。」張伯燃點著紙煙，火光照出了他那浮動的淚光。

「取消後，為什麼仍有這種演變呢？」

「還不是妒嫉和歧視!」張伯的聲音有些沙啞了：「先父就在這種被迫情形下，把半生的積蓄丟了。」

我沉默地聽著。

「從一八八O年開始興建加太平洋鐵路，到一八八四年完工止，大約有五、六千華工參加鐵路的建築。隨著築路工人前往各地開洗衣館、餐館、小販等的華僑，也有九千至一萬人之多。到建築鐵路完成時，兔死狗烹，次年便立法徵收華僑丁口稅，並且限制華人入口了。」

「難道華僑築路，加人一點印象也沒有嗎？」我有點失望。

「有印象而無良心，又有什麼用？一切西人做不到的艱險工作，都由華工去完成。如做準備工作時的披荊斬棘、探測、豎碑，以至人力運輸，無一不是由華工擔任。興建的時候，西人不願或不敢鑿的墜道、爆山石、架橋樑等艱巨工作，都靠華工去完成。」張伯挺直一下腰脊，好像對無名的勞動英雄致敬。

「華工是不是重賞下的勇夫呢？」

「如果受了高薪還有什麼可說呢？築路四年餘，月入不過三、四十元，且一切開支還要自給。」

「當時的幣值怎樣？」只舉出收入數字，是無法了解當時生活的豐儉，所以我這麼問。

「我舉一個例，你便知道當時華工的困苦。在築路期間，有一個小埠，正在流行疫癥，華工死了二百餘人，無棺為殮，只用草蓆或棉被裹著屍體埋葬。」張伯垂著頭，像為這些開拓者的犧牲致哀。

「華工為什麼不聯起來，提出抗議呢？」

「你以現在的想法看以前是不對的。」張伯搖頭嘆息的說：「當時我滿清政府稱華僑為『天朝棄民』，不予照顧，其實，當時滿清亦為列強壓迫，那還有餘力照顧華僑呢？返國既不易，只好硬著頭皮撐下去，總比餓死的好!」張伯無可奈何的攤開手掌。

「你說華工不但收入少，而且擔任的工作也艱險，究竟艱險到什麼程度呢？」

「加太平洋鐵路的完成，可以說是華工拿生命換來的。從埃磨利屺〈EMORY BAR〉到沙胡拿〈SAUONA〉的工程，由於多半是山地，這一段工程，華工耗時年餘，建築的山洞有一百多個，鑿的隧道十多公里，建搭橋樑約幾十座。每日步行數十公里，無法支持，在中途倒斃的比比皆是。至於鑿隧道的被生葬，架橋的被淹死，更不可勝數。在光緒十七年，由域多利的中華會館派人在鐵路兩側收執的先僑骸骨，只算那些既無名字，又無棺木的，就有三百餘具。有姓名的，或有人認領的，還沒有計算在內。你想，那條鐵路的完成，不是用華工的性命換來嗎？中國人為加拿大立下功績，卻換來種族歧視－－黃白分校，和一九二三年頒佈四十三條苛例，禁絕華人入境。」張伯沉重的感喟著。

「近年來，中國移民來加甚多，當然是前例的取銷，加政府為什麼有這個轉變呢？」我提出疑問。

「四十三苛例至一九四七年才廢除，前後二十四年。條例的本身就是種族歧視的代表，不適合現代民主潮流，如上華僑不斷努力爭取，抗日勝利等種種因素，加議會才終於廢止這反人性的苛例。」張伯黯然說：「苛例實施了二十四年，我只回國一次，也是我結婚的那一年，次年生了自堅，就重回加國。以後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繼起，一直都未能返回故里。」張伯的聲音，低沉得令人難過。

我看不到開拓時候的開拓者的精神，卻看到他在開拓以後，被遺棄的沮喪。時代不斷前進，主要的動力還是來自開拓者的精神。近世人心陷溺萎靡，人類開拓精神消失是其主因。

上一代和這一代的老華僑，他們本身的經歷，就是一部血淚史。國家的動亂和生活的壓迫，促使他們赤手空拳，到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在種族歧視，言語隔膜下，以汗淚交併來謀取生活。他們日夜相繼的辛勞，還要節衣縮食，才能把每日蠅頭般的剩餘，一點一滴的儲蓄起來。到年老的時候，把所有積蓄攜返祖國，總算落葉歸根。但自大陸陷共以後，僑鄉糜爛，加上三反四反，老華僑恐怕終生辛勞，並賴以養老的僅有積蓄，難免被巧取豪奪，更不幸的還可能被打入「五黑份子」，那真是終身不得翻身。所以老一輩的華僑，無法完成落葉歸根，年老歸鄉的心願，其內心的痛苦，是不難想像的。

「你再不返大陸了，為什麼不申請伯母來加？」

「如果中共肯放人，早就來了!」張伯嘆口氣：「對僑匯的爭取，有什麼比活人質更安全可靠的呢？」

我們相對默然，室內的空氣，有點窒息的感覺。張伯探手在口袋裏，再掏出捲煙袋，把煙絲抽出捲好，一口一口地吸著。「這一百年來，身為中國人，不論生活在國內或國外，都註定是痛苦。我們這些在美加兩地的華僑，還算好了，總算能享受到法律上的表面保護，使生命和財產，有了最基本的保障。在東南亞和南美一些落後國家，就更不堪提了。我們已經邀天之幸，還敢不安份嗎？」這是一種失望的自慰，我心裏十分難過。

國家的動亂，造成華僑如許的苦難，操國家命脈的大人先生們，他們能否體驗到呢!張伯吐出一圈圈的煙霧，我也迷失在他的悵惘和嘆息裏。

「僑居地的異國民眾和政府，對華僑的歧視和迫害，總算還找到非我族類的理由。至於中共對僑眷的迫害，那就太令人失望了。」張伯抽一口煙：「他們到國外去，赤手空拳，是如假包換的無產階級出身，拚著畢生辛勤，直至有了積蓄，買些田地養老，便被共黨硬套上地主、富農成份，成為被鬥的對象，天下還有比這更不公平的事嗎？」張伯的牢騷總是發不完的，我試著把話題扯開，調解一下眼前的憤慨。

「令郎是個老實人，目前做的是什麼職業呢？」

「開設洗衣館。」張伯答道：「也難怪他，從小離開母親，孤獨慣了，因此不大講話，你不要見怪。」

「那裏!那裏!」

「他大概也不喜歡這種職業，可是這間洗衣館，卻是經歷過他的祖父和我經營，總應飲水思源，不能輕易放棄的。」張伯感喟的說：「看來，我的媳婦也不喜歡他長此做下去。年青人總喜歡寫意的生活，和我們這一代不同了，你有機會可以勸導他們一下。」

「不敢，不敢，他比我年長，」我客套著。

「你別客氣。」張伯認真地說：「只要你們有機會在一起，代我把這守成的道理講給他聽。」一個曾經冒險犯難的開拓者，要把守成的道理傳給下一代，他底開拓者的精神到那裡去？使我倒抽了一口冷氣。

「你們住在一起，難道你沒有機會親自向他解說？這不是比我更直接、更親切的嗎？」我推辭著。

「周先生。」張伯搖搖頭：「你不知道，父子之間，很難平心靜氣說道理的，而且我是長輩，老實說，也拉不下面孔，和兒子去討論。」

張伯這句話，使我聯想到我國的家庭制度。由於尊卑的界限過份的森嚴，使長幼的感情無法溝通，彼此隔著一條人為的鴻溝，以致骨肉之親，也變得冷漠，因為他們相互之間有一條無法通渡的代溝。

我是多麼幸福啊!父親是少有通情達理的人，他沒有拘泥於尊卑階級的傳統觀念，自幼在他慈愛的督導下，我像沐浴在溫暖的春陽下。

張伯對任何人，總是表現出和顏悅色，是一位慈祥的長者，為什麼對自己至親骨肉，卻視同陌路？這種態度，是維護長者的應有尊嚴，抑是傳統觀念中一種畸形的病態呢？

我答應在適當的機會，盡可能向張自堅勸導，他卻再三囑咐我，要儘快到他的洗衣館去看看他。

由於下午我有課，辭了張伯回校，特別到羅雄輝的研究室去。他正在做實驗。

「剛才見鬼，現在見人。」他見了我笑著說。

「這裡雖然是鬼域，幸虧我還能和人居住，毋須與鬼為鄰。」

「不是見洋人的番鬼，是小鬼的鬼。」

「什麼小鬼？」我疑惑著。

「還不是做漢奸的那些小鬼，他們今早又派了代表來勸我，說什麼臺灣民族大義，應該參加民族獨立的神聖工作，只是活見鬼。」羅雄輝說。

「後來怎樣？」

「我懶得和他辯論，後來，他無可奈何，自言自語地走了。我看明年畢業後，要遷地為良了，省得他們像幽靈一樣來糾纏。到美國去唸博土或就業。」

我們瞎扯了一陣。他問我有沒有接到楚蕓的覆信，我苦笑搖頭。

「你看，這是水。」羅雄輝從儀器架上取了一個玻璃瓶，注放了半瓶清水。然後又拿了另一個裝滿液體的瓶，說道：「這是硫酸。」他將硫酸倒入那瓶清水；「這樣變了稀硫酸，我們有方法把稀硫酸還原，再分開水和硫酸。但比原來的水，多少總帶點酸味。」

「雄輝!我對稀硫酸的分解實驗沒有興趣。」

他沒有答我，慢條斯理的又拿起另一瓶化學品，說道：「這是鹽。」說完加入了稀硫酸內。

「稀硫酸加鹽，起了化學作用，便是鹽水。」

「兩性初戀的純潔性，像剛才那瓶清水。加入第三者，就像加入了硫酸，變了質。稀硫酸雖還可以抽出，但已失去以前的純潔，多少已帶酸味，愛情亦如是。但再加入鹽，起了中和作用，變了另一種物質。你的錯失，已使你和楚蕓之間的純潔，受到影響，像水加了硫酸。而以後的自白信，就像把鹽投入了稀硫酸，增加另一種化學作用。我並沒有反對你把真相告訴了她，但是你們現在相距這麼遙遠，決不是時宜。」

我默然離開羅雄輝 。到了課室，安娜已在座。我內心起了一陣莫名的激動。安娜安詳在閱讀，我們變得了那麼陌生!

我內心的怔忡，很快被安娜的安詳態度平息下來。我何苦還感到若有所負，而再敷衍她呢？愛情在西方社會，亦變成了唯物底產物，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時代，已是歷史的陳跡。如果這種悲劇再出現這個世紀，恐怕贏得不是同情的眼淚，而是奚落的譏笑。下了課，我們走出了課室。

我告訴她找到了週末的工作，她微笑不語。

到了校門，大家互道再見。我看到她向一位正在等著她的男同學招手，他們像扭蔴花一樣互挽著腰走出了校門。

這就是西方式的戀愛!我想。

踏進寓所，正想舉步上樓，張太太把我叫住，道：「周先生，我們代你收下了一封掛號信。」

我心裡突然緊張了起來，這應該是楚蕓寄來的吧!我的感覺，像囚犯在審判者的面前，等侯判決。

張太太從客廳出來，把信交給我。連信封也未看清楚，我急不及待拆開，卻倒出兩個紅封包來，另夾上附箋。打開一讀，原來是父親的手書，以新歲將臨，母親特囑咐將紅包寄來給我壓歲。從小到長大，以至今天負笈異邦，他們還把我當小孩一樣，在新歲的時候，依舊寄來給我。特別在孤苦伶仃的異鄉裡，和失落愛情的心境下，內心感到的溫暖，又豈是言語可以形容呢!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我低吟著。

另一方面，由於楚蕓的音訊杳然，羅雄輝對清水加硫酸的試驗比喻，可能已不幸言中了。所以，我的情緒也早已蒙上淡淡的灰白。

我無聊地困在斗室，重展楚蕓的舊信，回憶過去甜蜜的往事。

往事依稀猶在，我默默地咀嚼著此刻沉哀。

「周先生!」

我從回憶中醒來，打開房門，是關勇在樓下叫著。

「周先生，你還沒吃晚飯吧!今晚我請客。」

關勇今天休息，我心情不好，自然懶得自己去弄飯，他要請客，便跟他一起到華埠去。

「你點菜，別客氣。」我們坐下，關勇豪爽的說。「看你神采飛揚，今日又贏了錢吧!」

「哈哈!」他得意地說：「近來的手氣真不錯，昨晚你趕著要走，不夠癮。今天從下午一時賭到現在七時。」

「是不是依我的方法賭？」

「依你的方法，第一不可買字花。」他打一個哈哈，說:「我今天贏錢，都是從字花來。」

「我勸你最好還是不要賭。」我不預備與他辯論，只這樣說上一句。

「這幾種賭，我有把握，賭馬則絕不再試了。」

「為什麼？」像關勇這樣嗜賭的人，有甚麼可以使他有這樣決心呢？我好奇地問道。

「我來加拿大十年，前五年的工資，完全在馬場輸去。」

關勇尚未把話說完，我懶得聽下去，因為他完全沒有悔過的神色，幸好侍者端上飯菜來。

我們飯後便分手，他大概再回賭場，我也懶得問及，只獨自返回寓所。

我推開門，看到張太太獨自坐在客廳看電視，我隨便問道:「張先生還沒回來？」

「最早也得九時。」她傷感地說:「那裡算是人的生活!」

「張伯呢？」 「每天我放工回來，他便出去，要是他在家，我那裡敢說什麼？」

「嗯………」我不敢答腔。

「可不是嗎？」張太太的聲調似乎帶著氣憤：「有孝順的兒子，父親不就更權威麼？」

「這就奇了，張伯還要我勸勸自堅兄，可知他並不是沒有主見的人。」

「有主見，沒有勇氣，又有什麼用？」她顯然有些激動。平日，在張伯面前，她總是沉默寡言，何況這還是第一次與我交談，她已無法掩住滿腹牢騷：「自堅接營洗衣館已經六、七年了，每天從早上八時到晚上八時，足足做十二小時。還要他死守著這種沒出息的生意，說什麼祖先遺業，不能輕易放棄。」她輕蔑地說。

「這也不無道理啊!」我不大贊成。

「還有幾天便過新年了，門楣的揮春就應大書『洗衣傳家』」。

我無意頂撞她，但感到這一個家庭，已經燃著火藥引線，隨時有爆發的可能，儘管它的外表還是這樣的恬靜。

大概室內的空氣不大調和，張太太為我倒了一杯茶。

「你來加拿大多久？」我試圖把不愉快的氣氛扯淡。

「唉!」她長吁了一聲，似無限感慨地說：「五年了，像一個活的牢獄。金山！金山!真活見鬼。」

「難道你不知道，海外的生活，是這樣的嗎？」

「我並不是貪逸樂的人，我肯嫁到海外來，在心理上，已經作好準備；不過，連最起碼的做人生活也沒有，這是非人的生活。」張太太雖然堅忍著悲憤，但無法掩飾發自她心底的蒼涼聲調。

「這裡的華僑，普遍都是克苦勤儉，論生活的享受，當然不像香港或臺灣的有錢人家。」

「我並不反對克勤克儉，也不反對工作。我要求的只是人的最基本生活，所能勝任的工作。」

張太太顯是受過教育的人。我無意查探她的家事，連早上張伯要我伺機向他的兒子勸導，也只是敷衍性的答應。可是和張太太這偶然的談話，接觸到他們之間的不協調，已經到達積不相容的程度。那麼，張伯的委託，就不是客套之詞了。

「張先生的洗衣館有多少人工作!妳是不是幫著做？」由於張太太對洗衣工作怒氣沖天，我特別出此一問，俾能知道問題的癥結。

「我才不做這種工作，是他自己唱獨腳戲。我並不是憎恨洗衣業，而是反對那種抱殘守缺的作法。他人的洗衣店，已經是機械化了，自己還要靠一雙手。一天做足十二小時，連星期日關了門，也要回店做洗衣工作，一年做足三百六十五天。」張太太的眼眶已經紅潤了，她咬壓了下唇一下，繼續說：「你看，這是不是非人生活呢？我每天早上到寫字樓工作，放工回家，就困在屋裡。自堅最早也要晚上九時才回來，大家有時連一句話也不說，明早又各自工作，這難道不是煉獄？」

張太太的舉止溫文，決不是無事生非的人。也許由於多年來的忍耐，壓得她透不過氣來，所以，即使這是我們首次交談，也似乎非把這股怨氣一洩不可。

我默然。

「周先生，對不起，我說得太多了。」

我更感尷尬，不知怎麼答話才好。

張太太的年齡大致不比我大，衣著樸素，雖然略帶憔悴，仍掩不住她那一份秀氣。

我以明早上課為詞，和她道過晚安，便返回自己寢室。我無意為張家的事情傷腦筋。何況，這僅是一面之詞。其實，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有那一個家是十全十美的呢!我在此，也僅是房客；萍蹤飄泊，又何必為他們其中一方面而開罪另一方呢？這種是非漩渦，是不值得捲入的，我決心抽身於這種家庭糾紛之外。

翌日，我放學回家，順道到表叔的雜貨店辦點伙食。大概是年關在即，很多華僑仍保存我國的習俗，大家趕辦年貨。本來就熱鬧的華埠，更顯得車水馬龍。表叔夫婦外，連他們的孩子們，都出動招待顧客，我也擠在人群中。

「老許，多買些年貨孝敬你的老婆，免得像『克勒皇后』跟小白臉私奔！」一個顧客正向他的朋友開玩笑。

「你不要替別人擔憂，首先得看看自己的帽子，是否已變了色才好！」那人冷冷頂上一句。

顧客中，男男女女，說說笑笑，都在談論者「克勒皇后」與人私奔的事。這個名字很熟悉，想了一想，才記起我第一次在表叔雜貨店遇到那個濃裝艷抹的年青女人。

雜貨店本來就夠熱鬧，加上這些談笑議論，更噪雜起來。男人大講大笑，也只能斷斷績續的聽到一部份。女人都側耳傾聽，但卻不答腔。

「這件事，只有一天功夫就傳遍華埠，開始也在街角那一間英京咖啡館傳出。」一位顧客斜指著對街一間咖啡館，向身邊的友人說：「那是華埠的廣播臺，一經廣播，『有腳報紙』便不脛而走，我也是從那裡聽來的。」

我和表叔打過招呼，付了賬出門，經過咖啡館的門側，好奇心驅使下走了進去。

這一所咖啡館，那長長的櫃檯都是座位，面向街道的玻璃窗櫥，可以見到熙攘往來的行人。櫃檯背後還擺著好幾張散檯，因為兼營餐館生意。

這咖啡館的顧客擠迫得很，全是男性，且多半是年老的，只有幾個年青人。他們差不多都在喝咖啡，兼吃一些甜品，大家正高談?論。我找到一個空位，坐了下來，也叫了一杯咖啡。

「孔夫子早就說過：『惟婦人與小子，其難養也。』老余真傻，明知『克勒皇后』不安份，還收留油頭粉臉的住客，他的媳婦不被『滾』去才怪!」一個鬚髮半白的老者說。

「他的兒子也是王八蛋，睡到半夜，老婆過了房也不知道。」有人說。

「古語道，」一個沒有門牙的老人顫聲說：「未過六十歲的女人，不要讓她吃飽。」

「你自己的老婆呢？」一位青年調侃他：「有沒有讓她吃飽？」

「我根本就沒有老婆。」

大家都轟笑起來，他蹣跚的走出了。

「他的老婆也是在鄉下被人『滾』了去。」另一個老人插嘴道。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好像期待他說下去，但他卻不再接著說。

「他的女人算是好了，嫁了他廿餘年，他不回去才走的。」有人又開腔：「現在年青摩登的，離開兩年，保證就出事。」

這真是廣播臺，論是說非的場所。「好事不出門，醜事傳千里!」為什麼人們總樂此不疲？我不敢以偏概全，但這咖啡館的老人們，多半喜揭他人的私隱。

這種風氣，究竟不是華僑社會之福。人們容易相信這些謠傳，許多可怕的後果都由這種閒談所造成。「一人吠形，眾人吠聲，」不真實也像變得真實。人們這種幸災樂禍，好論人長短，是什麼心理因素造成？對於我這學社會學的人，倒引起了研究的興趣。

走出咖啡館，我一直思考著這個華僑社會問題。老一輩的都來自僑鄉的農村，性格應該是純樸厚道，為什麼有很多變得好揭他人的瘡疤，這不是有傷厚道麼？他們對工作的熱衷是肯定的，對生活沒有奢望，很多吃兩片麵包當一餐的人，可能就是賭場裡的豪客。這又如何解釋呢？我很想找到答案。當我經過溫正教授開設的書局，就想向他請教，便不期然走了進去。

「周先生，出來辦伙食嗎？請進請進!」他看見我手提著紙袋走進來，連忙客氣的說。

「雜貨店都很擠迫，你的書店卻很清靜。」我和他打過招呼後，詫異地說。

「大家趕辦年貨，他們熱鬧，我就清淡，他們清淡我就熱鬧。」他輕鬆的說：「不打緊，反正這 只是打發時間的，想發達也不在這把年紀了。」溫教授的書店叫「正心書局」，規模不大不小。但所 具有的古籍和理論性著作，卻是海外書局少見的豐富。

「你的書局，真是名副其實，『正心』是修身功夫的第一步，功德無量。」我向他打趣道。

「哈哈!這也許是清淡的原因之一吧!」溫教授笑容可掬說：「小號宗旨：紅、黃不賣。經營目的：坐擁白城，不想發財。」

「為自己志趣，以坐攤白城的書卷氣而開書局，當然風雅不過，但在市場競爭，就失了不少普羅大眾。」我說。

「這個我很清楚。這裏有幾家書店，都是紅、黑、黃的書籍總滙。但小號決不改變初衷，見錢眼開，不惜毒化僑社。他們侈言，在商言商，這是昧著良心說話。試問有一天，這裏也赤化了，你看他們有機會說這些話嗎？」溫教授那嚴肅的神情，很快又恢復了書生的習性，繼續說：「其實，這是一個善惡晦明，功罪難分的世紀，我們只能盡自己一份心，做些主觀認為有益於國族或人類社會的事，先求對得起自己的良心。至於功罪，留待後人去判斷吧!」

溫教授是一位學養俱優的歷史學者，他的態度永遠是那麼從容雅儒，言談是那麼懇切中肯，和他相處，如坐春風。雖然我們相處不久，然而，心中對他的仰慕，頗有了高山仰止之感了。

我把今天在華埠的道聽塗說，和一直在腦海盤旋的問題，向他請教。

「老華僑好談論他人，一般華僑好賭的問題，由於我不是病理學冢或心理學家，不敢武斷地說我的看法是絕對正確，只根據對華僑社會的了解程度，作一般的分析。」溫教授在我提出問題後，沉吟一會：「老華僑身歷各種苦難，在心理和生理上，都處於長期性自我壓抑狀態下，他們要找缺口來發洩心中的壓抑。所以好說人是非，大概就是發洩的缺口。更由於言語，以及其他不平等的待遇，他把社交活動局限於華僑社會，所以發洩的對象，也局限於它的構成份子。他們好評女人，是生理長期壓抑的自然反應。」

「那麼好賭，也是同一道理，是環境和心理壓迫的連鎖反應了。」

「不錯，這都是主因。但還有一大誘因，那就是這種風氣，由來已久，更缺乏正當文娛活動，所以華僑在工作之餘聚賭，這不是可以理解的事嗎？」溫教授說完，沉思一會，突然抬頭看著我：「這些華僑社會的問題，經過百餘年來，事實證明還未足以搖動社會的基礎。周先生，你是學社會學的，是否應該研究一下，新移民加入後的華僑社會問題，卻是關係到將來的，豈不更具研究價值嗎？」

「我在學校的主修科，早已選定，恐怕時間也不易抽出。」

「外省籍人士研究華僑問題，不及僑鄉子弟的事半功倍。」溫教授忽然有所感觸：「其實，近年來美加兩地，由於移民法例的放寬，華僑社會原有的組織，因新移民大量加入後，已有了改觀。不錯，新移民中的知識份子與技術人才的加入，僑社的質量，都提高了。而華僑援引接領親屬法例，申請他們的子弟前來，這一批青年，思想上早已和他們的父兄脫了節。一旦重聚，而且生活在一起，他們之間的矛盾，便日益尖銳，衝突的機會，也隨著增加。華僑家庭發生糾紛，很多是由於老與少之間的不協調而引致的，這是一種暗潮，正沖擊著傳統華僑家庭組織的基礎。」

「固有的僑社不是太陳腐嗎？把它沖擊一下，來一番脫胎換骨，不是很好嗎？」我提出自己的看法。

「那就得看這沖擊有無保留。」溫教授說：「華僑社會，也就是等於我國傳統社會的一個小單位，寄生在海外，試問把他沖擊得支離破碎，它還不被當地所同化嗎？歷史證明，中國人即使生活在異邦，也沒有被人徹底同化，正因為有其獨特結構的社會。」

「然而，時代是進步的，難道年青一代，亦步亦趨的跟著老一代的走嗎？」我有點不服氣。

「不!我並不贊成新一代仍走老路子。」溫教授平心靜氣地分析：「他們彼此都應該放棄成見，把不正常的暗潮變成一股進步的力量，一股主流的源頭。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和諧的家，才會幸福；一個協調的社會，才會進步。」

「照你的看法，華僑社會目前的暗潮，是怎樣形成的？」我被溫教授的論調吸引著。

「那是老幼之間，仍未接受一個新的倫理觀念。」我凝神的望著他，他那深邃的眸子，似乎隱藏著無限的智慧。

「新的倫理觀念？…………」我的腦海打了幾個問號，仍然搜索不到什麼。溫教授看著我在沉思，也不說話，在書架抽出一本書來，擺在我面前。

「論語!」我驚異的說：「難道它是代表新的倫理觀念嗎？這是陳年發霉的東西，還要從毛廁裏 掏出來做啥!」我剛才的興奮，涼了一半，竟向他衝上幾句。

「還有興趣看看嗎？」溫教授並沒有直接答覆，只誠懇地問。

「我在大一時選讀過。」我看到他和靄的態度，不想令他難過，勉強接過來。

「當心!不要上老朱的當啊!」

他說的老朱，大概是指評論的朱熹了，我沒有答腔。

「你今天聽到的新聞，在各地華埠已經見怪不怪了。現在大陸醞釀著紅衛兵，在美國一些華僑青年，也開始有這種組織的傳說了。他們都是華僑青年，不協調的家庭才產生的。想想多可惜，老實說，對於改造這個社會，每個構成分子都有責任，你我都不能卸責的啊!」

儘管溫教授的態度是如此安詳，但這幾句話依然扣動我的心弦。難道我還能對瀕於破裂邊緣的張家，不盡一點疏導的責任嗎？

突然，我的腦海浮起張家父子怒目相對的形像，張太太在旁掩面飲泣。

「溫教授，」我無法緘默：「我們的屋主張伯，他的家庭就是一個不協調的典型，我們該不該盡點疏導的作用呢？」

「如果我們知道它的癥結所在，當然有這種責任，何況大家有同屋之誼！」

於是，我把兩天來，張伯和他的媳婦先後向我說過的，盡我記憶所及的複述了一遍。

「山雨欲來風滿樓。」溫教授憂慮地說：「看情形不會太久，暴風雨就會發生了。我們要挽救這一個家庭，還得了解另一位主角，最好你儘快抽空去打探一下，然後我們再商議。」

翌日，放學後，先撥電話找張自堅。他很驚異，當他知道我想來洗衣店看他時，他滿懷歡喜地告訴我，如何搭乘公共汽車找他。我依著他指示的路線乘車，果然順利地找到。洗衣店並不是設在繁華的大街上。我抵達的時間已是下午六時左右，天還未黑，行人已很稀少。窗櫥從店內透出燈光，顯示在玻璃上的幾個英文字 CHONG'S LAUNDRY「張氏洗衣店」下面還有一行小字說明：手洗的。顏色已有點剝落。

大概還是營業時間，門是虛掩的，踏進去，當眼是一張櫃檯，後面靠壁的木架，是用木板橫直成比例釘裝的，陳放著一包包洗好的衣服。這差不多是橫直七呎左右的舖面，有一道小門把內部遮隔。

「周先生，請進！」張自堅從桌面走到櫃檯，示意我推開小門。

「生意好吧!」跨入小門，我順口道。

「靠這雙手，」張自堅一攤雙手說：「能做得了多少？」

這僅是個小舖位，從內門向後到牆壁，差不多在三、四十呎左右，靠內門近木架的，是一座很長的熨床，陳放著熨斗和待熨的衣服。上面的空間吊著幾條幼細的膠管噴水器，舖位後部安裝著兩個木製的洗衣桶，是靠摩打轉動。洗衣桶前靠牆的三個大水槽，大概衣服洗好後，用來過清水的。和水槽對牆而立的，是乾衣機，此外就是地上堆放待洗的衣服。一陣汗臭從那裡發散著。張自堅帶我走過這些簡陋的器具，他還特別開動了洗衣桶的機器，發出了震耳欲聾的聲響，熱氣蒸發，混著梘粉和漂白水的氣味，令人作悶的感覺。

「洗好之後，」他按停了洗衣機說：「就把桶內的衣服抽出來，侵在水槽，依次過了水，過最後一槽才拿起，再放到乾衣機去焙。」他把乾衣機開動，裝衣服的內部迅速的旋轉，發出隆隆的聲音。

「那是最後的工作。」他指一指熨床堆放的衣服說：「衣服乾了以後，一件件用熨斗熨勻，然後打包，放在木架上，等候顧客來取。」

「過程雖然簡單，」我說：「但只有你一個人做，也的確夠苦的。」

「如果收入好，這倒也值得。問題是這種工作程序和收入，都是半生半死似的，叫人活受罪。」

「什麼道理呢？」

「從洗衣到熨衣，一定依著程序，洗和乾的時候不能做別的。得坐在那兒等著，熨的時候卻又得一直站著，連腿部都站酸了也不能坐，熨斗幅度有限，想快也不成。」

「是不是其他的洗衣店都是這樣？」

「程序雖一樣，工作方式卻不同。只有我們這種老式洗衣店還用熨斗，新的全部機器化。」他苦笑一下：「你看!人手怎能鬨得過機器？」

「你怎沒想過，也用新式機器呢？」

「這不是大街道。第一，生意就不夠。此外舖位也太小。」

「如果認為沒有什麼前途，為什麼不另謀發展？」

「這還不拗不過是老頭!」他的話充滿著氣憤：「什麼先人遺業，不能輕易放棄，我連開口的機會也沒有!」 他順手拉了一張椅子給我，又道：「這種人力洗衣工作，生意好時，可真要命；不好時又浪費時間。特別像我這樣獨當一面的工作，連小解也得先關上門。」

「你這樣做了七、八年，這生意有沒有前途，總知得一清二楚。如果你能平心靜氣，條陳利害，張伯是明理的人，說不定他會改變王意。」

「外人很難了解他的性格，」他那絕望無告的眼神，瞬息又閃出了不平，他面頰的肌肉一緊，咬一咬牙根說：「恨自己沒有勇氣，更可惜這裡沒有像三藩市華埠的紅衛兵組織。」

如果不是我耳聞目睹，決難相信這些話是出自沉默而羞怯的張自堅的口。這個平日表現唯父命是從的青年，內心卻隱藏著一個完全相反的真面目。這種積憤，年幼的找不到地方發洩，而年長的也不容他發洩。於是，正如溫教授所說：「青年和老年在思想上的距離，成為他們之間的鴻溝，沒有通渡的地方。」積怨像一股無形的暗潮，表面雖然平靜，如果再沒有疏濬的去處，終將表面化，成為澎湃的浪潮，沖擊這傳統僑社的固有基礎。

張家正是華僑社會中不協調家庭的一個典型，長幼之間的衝突，已快發展到表面化的程度。

我同樣是青年，因此，我是同情張自堅的，他的積悶，我是了解的，但我能說什麼呢？

「為了你們年青夫婦的幸福，張伯應該考慮到的。」我記起張太大對張伯不滿的言態，對張自堅作一個暗示：「夫婦究竟不能老都在日間不相見吧!」

「如果他真為我們著想，就不至弄得這個家像地獄一樣了。」

「大概他是無心的。」我只能為老人的固執來解釋。

「你想，她白天工作，回家以後，要她看守房子。」他依然帶著激憤的神情說：「家裏又不是存著十萬八萬，那一家不是出門號只鎖著。幸虧她是愛躲在家裏的人，要不然，像『克勒皇后』限人私奔，誰受得了這冷酷的地獄!」

「你星期日停業，不是可以陪她到外邊逛逛嗎？」

「氣壞!他說他守了六天的房子，這一天應該輪到我們守了。」

「也真難為了你們。」我十分同情地說。

「我想，她算是很純良的女人。」他的面上閃出驕人的神采；「現在多少新移民，把多少新玩意帶到這裏來，跳舞、打牌大行其道。多少人的老婆，在麻雀檯上，和人跟『紅中』，頂『白板』，就這樣跟紅頂白與人私奔了。」

大概他和他太太一樣，多少日子以來，他們藏在心中的抑鬱，沒有發洩的對象，一旦說開了，就滔滔不絕的說不完，可知牢騷的多少了。直到他的洗衣店關門，我們才一道返回寓所。

自從了解張自堅的心境以後，我一直就為張家擔心。有一天，我放學回家，順道先到溫教授的書店去，向他報告了一切。他聽我說完，嘆息道：「我國優秀的倫理觀念，經過一些腐儒的曲解，變成了上下不親，長幼不和。在閉關自守的時候，還可以勉強維持不墜，但鴉片戰爭以後，西方新思潮入侵，國人對自己的文化傳統和倫理，發生了懷疑，使近百年來，我國一直處於動亂中，這正是主因。」

「溫教授，難道你也懷疑我們傳統倫理觀念的優越性嗎？」

「我所服膺的是真正儒家的倫理學，決不是盜用正統招牌的宋儒所解釋的那一套。」

即使溫教授所指的－－孔盂所倡導的倫理學，是否能繼續成為我國今後家庭制度的指針，我雖然不敢下斷語，但我總覺得，西方文明仍在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看我們，難道它的文化，包括精神生活方面，不值得我們去探討研究嗎？

問題提出，溫教授沒有反對，但他認為西方的精神生活仍舊是貧乏，加上現階段如火如荼的反傳統，思想雜亂，不能再回流到原有的宗教主流去，使西方當代的青年，精神上失去了依歸，無所適從。

「稀癖士就是精神空洞的產物，我國從來就不曾發生過。」他繼續說：「捨棄中國豐富的文化遺產，不去整理運用，只看到西方物資生活的富裕，看不到他們精神生活的貧乏，還拚命套取這主義，那主義，這等於捨棄已有的八珍盛筵，而找尋麵包洋薯充饑一樣的愚蠢。」

我無心和溫教授對這一問題作深一步的探討。只希望他對張家的問題，找到和緩的解決辦法。

他思索一會，很熱誠的表示，可以馬上見張伯，遲一些，恐怕他的媳婦下了班就不大方便。

「誰看店呢？」我問。

「提早一次關門不要緊，反正不虧本就行了，想發達也不是這把年紀。」溫教授笑了笑，說著以前他曾經說過的話。

他果真關上了門，和我一同回家。

「咦!教授，怎麼這樣早回家，是不是賺得太多了。」 一進門就見到張伯，他風趣的說。

「那裏，倒是不想賺得太多。今晚提早回來，正想和你討論一下我國傳統的倫理觀念。我知道你對孔盂學說素有研究。」溫教授確是個外圓內方的人，他了解張伯對孔盂學說，常以此自豪，特別捧他一捧。

「不敢！」張伯客套著，一面招呼我們坐下來，他就不再客套了：「其實，我國傳統社會的結構，包括家庭在內，都在論語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句話的註釋是：『長幼有序，尊卑有分。』」張伯口稱不敢，卻夸夸其談了。

「照你這樣的解釋，那就是尊長者高高在上，卑幼者匍匐在下了。」

「我們究竟不能尊卑倒置，毫不守禮。我國尊老的觀念，不是值得讚揚嗎？」

「難道我國歷史上，為君者妄殺臣下，尊長壓迫卑幼的，史不絕書，人道何存？到今天，人類已發現月亮再沒有嫦娥的世紀，還要維持下去嗎？」溫教授針鋒相對的說。

張伯把眼睛睜圓著。溫教授卻接著說：「孔子說過：『吾道一以貫之』，究竟指什麼？」

「當然是曾參所參悟的『忠恕』之道。」張伯答腔。

「而『忠』的解釋呢？」

「克己之謂忠。」

「不錯，可知『父父子子』的解釋，是為人父者盡做人父的責任，為子應盡人子的責任；也就是長者盡其愛護、養育之責，幼者盡其孝道，常存反哺之心。這是一個父慈子孝的觀念，決不是彼此劃開界線，卑幼者祇能仰承鼻息。如果真是這樣，孟子為何不只倡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就算，卻偏以『幼吾幼以及入之幼』為相續？可知『幼吾幼』這種長者愛護卑幼的心，他沒有忽視過。」

「我國的家庭，一向是父嚴母慈，儘管做父親的，內心即使愛護其子女，但表面上總不能讓他們知道，以免寵壞了；以後恐怕就變得無法無天，這才貽誤子孫，愛之適足以害之了。」張伯辯護著。

「嚴父制度是否需要，其實也屬疑問。它本身不適合人性，明明內心疼愛，外表卻裝著冷酷，這是不是矯情嗎？孩子長大了，已經知道做人處世的道理，做父親的還擺臭架子，豈不是多餘的嗎？」

張伯定神的注視著他，沒有做聲，從口袋掏出紙煙，燃著火，深深的吸了一口。

「不要說在今天這進步的社會，一切違反人性的會引起反對。」溫教授打破沉寂說：「即使孔孟二聖，他們本身就是人性的代表，決想不到後人會把他們塑成不茍言笑的偶像，然後推到廊廟裡去吃冷豬肉。」

在煙霧裡，張伯的表情顯得驚訝。

「孟子是元氣淋漓的人物，可不用說了。就算孔子，聽說南子是個美人，他跑去看她。原壤不肖，執杖敲他的脛骨。顏回死了，他啕啕大哭。他認為最寫意的生活，是在春天和小童們到郊外，游泳後，唱歌而回。他和普通人一樣有喜、怒、哀、樂，決不是只懂得板著面孔對待後輩，想哭也變成乾咳的人。」溫教授嚴肅的說：「腐儒有意把儒家倫理觀念曲解，是否迎合當時的專制制度的統治，我們應該再探討。今後要重新建立一個人性的倫理觀念，一個父慈子孝的家庭制度，我們就要從這一代做起，你和我都負有責任。」

記得前幾天，溫教授給我那本論語，要我再讀，原來他所倡導人性的倫理觀念，真的就在裏面。

「你們的家庭.......」溫教授指著張伯說。

他開始談到實質的問題，我想自己不方便聽下去，沒有打攪他們，我悄然引退。

學校的功課逐漸繁重起來，我每天依舊早出晚歸，週末仍到餐館去當散工。關勇很神氣，大概手風一直還好，賭場得意的緣故。

新曆年過後，農曆年也接踵而至；但異鄉作客，沒有留意。要不是張伯邀請除夕晚餐，恐怕也像平時一樣度過。

自從溫教授和張伯討論倫理問題的那一天過後，我因功課和工作的忙迫，始終沒有再見到溫教授。除夕到了，張伯以同屋之誼又請我們一起吃「團年飯」。和聖誕餐的人數一樣，除了張家，就是我們三個房客。關勇提早收工回來。我一進內，就聽到他正與張伯高談濶論。

「阿勇，」張伯提高嗓子說：「年年望吃你的喜酒都不成功，明年總不會落空了吧。」他一方面招待我們入座。

「這回大概不假了！」關勇爽快地舉起酒杯說：「今晚先謝謝你們。」然後把酒杯向張伯和他的兒媳敬謝，大家對飲了一口，溫教授和我亦先後向他們致謝。

「勇哥大概親自回港招親吧，」張自堅說。

「難道貼上郵票寄來的嗎？」張太太幫者腔。大家哄然大笑起來。

據我所知，只要有張伯在一起，張自堅夫婦很少開口。我詫異地看看溫教授，他正在微笑著。

「好，明年一定請你們喝喜酒。」關勇對張自堅夫婦說：「但是你們也要請薑酌啊！怎樣？一言為定？」

張自堅夫婦經他一說，竟都窘著。

「好好，這最合我的心意。」竟是張伯答腔。

「知子莫若父，」溫教授打了個哈哈。

「差點兒忘記。」張伯對我說：「周先生，如果後天放學有空，請幫幫自堅的忙，那天是洗衣館的交易日，約好買家到店裡清點存貨。」

「什麼？你們賣了洗衣店？」我詫異的說。看看溫教授，他也現出疑惑的神色，等待張伯的證實。

「是真的。」卻是張自堅插入說：「爸爸早兩週就鼓勵我轉業，把洗衣店出頂，上週才和買主斟定，我們已收了定金，訂定後天交易了。」

「自堅兄對未來的計劃，有什麼打算嗎？」溫教授關切的問。

「先到『希爾登股票公司』受訓一個時期，那是一位老同學介紹的。到領得執照後，便正式為該公司的代理。」張自堅說。

「恭喜！恭喜！」我們三位房客不約而同的舉杯向自堅祝賀。

大家一同轟飲起來。

這除夕晚餐，大家吃得很開心。以前張家父子臉上籠罩的陰霾，已廓清得沒有一點痕跡，充滿著和諧的歡笑。我以前誤會張自堅的羞澀，其實是處境的尷尬。他有青年人的活潑。

「今晚除夕是個好日子，你們都不要躭在家裡，到外邊逛逛，或看場電影吧，我喝得差不多了，最好是留在家裏，做清理碗碟工作。」張伯說。

「老爺！不要你動手，我習慣在家，你們出去吧！」張太太搶著說。

「阿嫂，就因為妳常躭在家，還是妳和自堅出去吧！輪也該輪到我。」張伯差不多近於懇求的樣子。

「爸爸，我們都出去，好不好？」張自堅提議。

「這也好!把門鎖上吧，家裡又不是有十萬八萬。」張伯說完，我和溫教授差不多同時忍俊不禁。

我記得張自堅對他的埋怨，就說過這句話，今晚卻由他自己說出來。繫鈴解鈴，端在人的一念之間，後果就迴然兩樣了。

溫教授倡導人性的倫理觀念，要重建一個父慈子孝的家庭制度，張家的試點工作，已有令人喜悅的成就。

於是我們一同出門，張伯拉著溫教授同行，張自堅夫婦說去看電影，關勇卻拉著我同上賭場。我說自己不賭，如果先走，令他掃興，他答應只躭一陣子，不會很久，堅持要我作伴。

關勇的豪賭，在賭場似乎很吃得開。他的出現，成了無數目光的焦點。

「到這邊來，剛好出莊，你來幹。」推牌九的向關勇高聲招呼。

「他的氣色不錯啊！」一個年老的賭徒在巴結的說。

「衰鬼！」另一個向他咆哮著：「還未開始，就長他人志氣。」

「我就不信邪。」

推牌九的把牌疊好，大家下了注，關勇威猛地把骰子擲下，跟著一聲吆喝：「通殺！」

推牌九依點數把牌分好。大家迅速擺好。

這一剎那是平靜的，幾十對眼睛都集中在關勇手上揑著的牌。

「還等什麼？開牌嘛。」有人等得不耐煩。

「急什麼？你下得不大，小兒科。」關勇說完，隨手把牌撒開。

四張牌是：「鵝」、「梅」、「長衫」和「地」。

有人哈哈大笑。

「你的帽，」長得肥肥胖胖的賭徒說：「綠完又綠。」因為四張牌可以擺成頭尾都是六點，而六與綠又是同音。「戴綠帽」是粵諺對老婆偷漢子的譏笑。身旁的瘦小子，用怨毒的眼光盯了他一眼。本來這副牌可以擺成四、八點的。但關勇卻真擺下六、六點。

無論怎樣取捨，這究竟不是一副好牌，輸了六家，獨贏瘦小子的一家。但他下注最大，關勇賠了六家，還有可觀的盈餘。

「死肥佬，想戴綠帽自己戴，不要多口多舌。」瘦小子刻薄的埋怨著。原來他的牌是五、五點。如果關勇擺成四、八點，他便不會輸了這一著。

「埋怨也沒有用，反正錢已輸去了，下次贏回吧，」推牌九的勸著，他又把牌疊好了。大家又紛紛下注。

關勇把骰子抓到手，瘦小子才把一疊鈔票推出來。大家的眼睛都集中這疊足足有四、五寸高的鈔票上。雖然這疊鈔票，上面幾張都是小面額的。但關勇畢竟躊躇起來。

「怕什麼，乘勝追擊。」有人慫恿。

「好命女人生小孩，又不是頭一次。」有人加一把嘴說。大家推波助瀾，字花和番攤檔的賭徒，都圍攏過來看熱鬧。

關勇把袋裡的錢包掏出來，略約的點一點。然後看一看推牌九的人。

「現款不夠時，你們肯『照保』嗎？」關勇問。

推牌九的沒有答腔，走開和幾個開賭的人商量一陣，又走回來。

「照保!」

大家轟然喝彩，瘦小子全神貫注著關勇的動作。

關勇再度抓起骰子，面部漲紅，額上隱隱看到沁出的汗珠。

「照舊，殺起!」他吆喝一聲。下注的人對自己的牌都漫不經心，大家只集中看著瘦小子。

他真是一個精於此道的人，把四張牌拿到手，在檯底按幾按，連看也不看就擺好，再拿出放在檯面上。他本來瘦削的面龐，又毫無表情，像僵屍一樣，很難在他的臉部找到好或壞的蜘絲馬跡。大家又轉頭看著關勇，我像聽到自己的心臟跳動聲，空氣令人感到窒息。

關勇把一張牌捏在手，用食指和中指按牌面，拇指在牌底從上滑下。

他的眼睛開始放射出光輝，然後把牌翻出，是一張「天」。

賭場立刻起了一陣騷動。瘦小子還是毫無表情。他繼續按第二張，大家又繼續盯著，關勇的額上似乎冒出更多汗珠。翻出的是「紅十」。

騷動又起，有人幸災樂禍的冷笑著，瘦小子還是沒有表情。

這兩張牌，都有變得極好和極壞的可能，那麼，第三、四牌能配合與否就關係重大了。關勇抹一抹臉上的汗水，手按第三張，大家屏息的注視著。關勇的臉上忽然綻開了笑容，仿彿每一個細胞都在跳動著。

「雜九！」大家看到他翻出牌底便叫出來。

「真是阿彌陀佛！」我也在心底說。

賭場騷動得有點混亂，瘦小子已有不安的神色，大家又轉看著他。關勇很快把第四張翻出，是張「紅八」－－「人牌」。

「擺好就是「八、皇」，一副難得的好牌。」

瘦小子的面色更難看，沒有一點血氣，隱隱透著蠟黃色，還木然的站著不動。

推牌九的先把他的牌攤開。

「七、皇。」大家驚叫起來。推牌九者把那疊高萵的鈔票撥了出來，還依次的開下去。

「全殺！」有人在開完後驚叫著。

「真是冤家牌。」

人們都紛紛議論起來，但大家還不肯離去。

關勇靜侯推牌九的點著鈔票，瘦小子那疊除面上幾張小面額外，下面的都是大數字，二十、五十、一百甚至五百的也有，只那一疊就有五千多元，其餘下小注也有幾百。大家一直站在原位，盯著那 紅紅綠綠的鈔票出神。

點清了數目，賭場抽了百分之五的傭，其餘都推到關勇面前。他揀了一張五拾元面額賞了推牌的，分成幾疊向上衣的內袋塞入。

他向我站在的地方走來，大家正以羨慕的眼光看他離開。

「老友！等一下。」

關勇轉身過來，大家也轉身看著。

原來輸家的瘦小子還站在那裡，話正是他說的。

「如果你還有膽的話，下星期日晚上，放工後再來，我在這裡等你。」瘦小子說。關勇還沒有答話，人們已經又在慫恿著。

「如果是我，趁手風順，難道嫌錢多麼？」

「看你這樣瘦弱，講氣勢，你就先輸了五成。」

「人無橫財不富，當紅時還不放膽嗎？」

人們左一句右一句的說著，關勇連插嘴的機會也沒有。我把他拉過來，離開還在議論著的人群。走出街上，他拍拍我的肩膊，得意的說：

「怎樣，只做兩次莊，袋裏幾乎裝不下。」他把左右胸的內袋挺出來，大有呼之欲出之勢，令人發笑的怪模樣。

「吃了張伯的團年飯就馬上發財，明年一定好運。」我不便掃他的興，但恐怕他下週還和那瘦小子再拼搏，我說：「這種賭法，實在冒險太大，得意不宜再往。」

「我們到餐館吃宵夜。」他沒有答腔，卻這麼提議。

「吃過晚飯到現在還不過兩小時，我實在吃不下，況且你身上現金太多，還是回家吧。我也想今晚寫幾封信。」

他沒有異議，但表示很想先喝一杯咖啡才回家。我們走近轉角那座英京咖啡館，坐在僻靜的座位，叫了兩杯咖啡。今晚咖啡館的顧客似乎特別多，大概是除夕吧。喝完的離開了，新的又進入，整個咖啡館幾乎座無虛席。

「這種賭法，也真夠刺激。」一個戴氈帽的剛踏進咖啡館，正向他的同伴說。

「那從小埠來的瘦小子，今晚大概睡不著了。哈哈！『洗身過年。』」他的同伴答腔。

「誰贏？」座中有好事的問。喝咖啡的顧客都注意起來，關勇和我相對一笑。「老關，是一所餐館的頭廚。這傢伙也算好運，一次殺了近萬元。」我們離開賭場還不到廿分鐘，關勇贏大錢的消息，已在這咖啡店被渲染和誇大傳出，「有腳報紙」果真比正式報紙還要快。關勇也不想聽下去，把咖啡錢交給侍者，就匆匆從後門走出。

返回寓所，我們各自歸房。關勇在隔壁哼著粵曲，間歇地傳來，大概他還在興奮狀態中。

這是我第一次在海外渡歲。憶兒時除夕，此刻母親正在封紅包，預備新歲賜給親友的孩子們，父親也換過長棉袍，坐在家裡看書。到臺灣後，這習慣還一直保留。有時還到西門町逛年宵，看看附近的新年景象。現在就不同了，斗室孤燈，綺窗白雲，寂寞似從四壁滋長著，緊緊的包圍著我，一股冷落的氣息由心底發出。想起南國的彼岸，父母親正在做著什麼事呢？還有楚蕓，是否知我此刻對她的懷念。

我一直沒有接到楚蕓的訊息，她對我的怨恨是無可置疑的了。迢迢千里，解釋沒有可能，懺悔也無法補救，一切都是徒然。欲歸又不能，等將來學成歸去，也許已是「綠葉成蔭子滿枝」了。

還能怪誰呢？我們相愛剛好一年，自己便負笈異國，舊盟猶在，卻又在不經意的冒失下，造成了人為的風暴，把本來纖弱的愛情花朵，摧殘得零落枯萎了。

很想寫一封信給她，提起筆，又不知怎樣寫，要說的已經說了，未說的不知從何說起。

隔壁還是間歇的傳來唔......呀......的聲調，實在也無法把精神集中起來。

禱告吧，讓她在我的禱告中，得到平安！

「阿勇！」

禱告完畢，我聼到樓下張伯高聲大叫，原來他和溫教授剛進門。我聼到關勇自房中出來。

「唐人街都說你發了財。」張伯說。

「那裏。」關勇說：「他們加鹽加醋的誇張。你問周先生，我只贏了五千左右。」

「這也難得，有些打工仔一年也賺不到五千元，你半小時不到就贏到，連入息稅也省了。」

「恭喜！恭喜！好運氣。」溫教授說過，便上樓走回寢室。關勇下去和張伯說著贏錢的過程。不久，張自堅夫婦也歸來了，我一直聽到關勇興奮地向他們繪聲繪影的講述。

然而，真正值得慶幸的事，我倒不以為是關勇的贏錢，而是張家父子的轉變。溫教授對倫理觀念，提出了正確的解釋，矯正了張伯的錯誤，誘發他的轉變，當然是主要的因素。但一直酖毒在誤解觀念的張伯，在大徹大悟之後，能立即放棄成見，從善如流，使家庭間的積怨化為祥和，這也是大智大勇。這一轉變，使張家結束了像黑夜的航程，渡過驚濤駭浪，駛向光明寧靜的幸福海灣。一年伊始，張家也表現得一團和氣。

張自堅的洗衣館交割的那一天，我提早從學校回家，預備早一些吃晚飯，便立即出發。

進了門，卻見張太太在家。

「周先生！我們已預備了你的晚飯，大家提早吃了才去，你不用自己燒飯了。」

「今天你不須上班嗎？」

「我也是提早回來的，預備和你一同去。」

「晚上誰看家？」

「這幾晚一直沒人看，我要看，老爺卻說用不著，誰出門，誰鎖就是。」張太太愉快的說。

不久張伯回來，一同吃過晚飯，我便和張太太到洗衣館去。

出了門，穿過華埠，當我們走經那座英京咖啡館，那長長的玻璃窗櫥，映著一排伸著脖子向外望的頭顱，大大小小的眼睛，像要飛脫而出似的向我們緊叮著，張太太下意識的低著頭。

「張太太。」我站著不動的說：「這是搬弄是非，散傳謠言的地方。形跡可疑，他們就更會渲染。光明正大的人，魑魅才不能作祟的。」

張太太抬起頭來，我們繼續走著，很快到了車站，轉乘公共汽車。

到達洗衣店，張自堅正忙著清點洗衣的存根，要和衣架上的編號相對。他吩咐了我們的工作，張太太結賬，我則分類逐一登記所有器材設備，和洗衣用品的存貨，以備買主來到時，點明交割。因為洗衣館規模小，我們分工合作，兩小時內便全部預備妥當，剛好在買主將到前完成。買主到了以後，根據合約所訂，張自堅交割了器材，轉交了存根和包好的衣服，核對過號碼，並把洗衣用品的存貨依來貨單據折現。這些交割工作，又經過了一小時，便全部順利完成。最俊，張自堅掏出了洗衣館的門匙，交易算全部結束。

我們自洗衣店走出來，張自堅夫婦如釋重負似的。他在那裡躭誤了七年，到今天才沖破牢籠，走進自由的天地，內心喜悅，是可以想像的。

「以後海濶天空，任你飛翔了。」我說。

「謝謝你的幫忙。」

「其實，張伯是個偉大的父親，當他理解到長此下去，會誤了你的前途時，便馬上放棄成見。所以，儘管以前的作法是不對，但他的出發點仍是善意的。」這的確是我的由衷之言。

「真難為他，因為這洗衣館是祖父的遺業，也是他大半生的守成所在，為了我，竟願意放棄。」人類的良知是不泯滅的，何況父子之間呢！儘管以前他們曾各走極端，但父子情親，在人性感召中，又自然流露出來了。

我們在華埠車站下了車，又走經咖啡館，我提議進去坐坐。張自堅表示不解，張太太笑著，把剛才我們經過的情景說了一遍。

「他們這些無聊的人，一天到晚就是說人長短，搬弄是非，惟恐天下不亂似的，理他們做什麼。」張自堅說。

「這是一種社會病態，而我們就生活在這社會裏，應有責任去矯正它。自從『克勒皇后』私奔以後，華埠桃色的新聞滿天飛，好像有婦皆蕩，無女不淫。說不定剛才我和張太太同行，又變成剛出籠的新聞了。如果我們進去，以事實證明這種猜測是不正確的，這是教育他們最好的方法。」張太太十分同意我所說的，挽著張自堅的臂胳，首先推開了門，我們走了進去。

面對玻璃窗櫥的人都側過頭來，目不轉睛的盯著我們。在我的記憶中，就從沒有看到一個女性在這裏出現過。

人們用迷惑的眼光看著我們，咖啡館變得很寧靜。我們特意拉東扯西的高談濶論，慢慢的口喝完，才施施然離開。

返回寓所，張自堅向張伯講述交割的經過，他表示讚許的點點頭，我看見他雙目的淚光浮閃著。「自堅，新的前程開始了，努力吧。」他充滿期望。

「爸爸!你放心，我會的。」

星期六、日我回餐館當散工。這幾天，關勇依舊神采飛揚，特別今天星期日，似乎全身是勁。我記得上次離開賭場，瘦小子曾向他挑戰，說今晚等侯他再賭一次，很為他擔心。因此，我乘他不很忙的時候，特地問及。他起初沒有正面答覆，只是顧左右言他。後來，他看到我近於哀求，要他不可再去，才答應下來，使我像去了心頭一石。

也許我的擔心是多餘的，關勇的年紀比我大，何況這些血汗換來的積蓄，是預備今年婚娶用的。記得上次在賭場看到他緊張的表現，不像完全把金錢看得如此兒戲的人。他這多天來的得意神色，說不定好事近的緣故。一個已三十出頭的人，對新婚的憧憬，使他突然恢復已失去的青春活力，正是一種正常心理的反應。那麼，我為他擔慮，豈不是杞人憂天。

放了工，關勇就和我一同回家，完全沒有提起再往賭場的事，就各自就寢了。

週日是餐館最忙的日子，工作時間又長，連吃飯時間都站著，經過整天辛勞，特別我這個初入行的人，感到十分疲累，很快便入睡了。

次晨同校上課，到午餐時，照例在學校的餐室，叫了一杯牛奶，坐下來，開解自備的三文治，正在胡亂的吃著，卻見張自堅左顧右盼的走進來。

「張先生!」我走過去把他叫住，正想問他怎會闖到這裏來。

「周先生!我到處找你，快跟我來。」我還未開口，他已焦急氣敗的說。

「什麼事。」我提起書袋，驚異的問。

「到醫院去，關勇自殺。」

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現在說不清楚。等一會再告訴你。」他一面走一面說。

我們好容易才截了一部計程車，他吩咐司機直奔市立醫院。

「關勇昨晚和我一同放工回家，我親眼見他回室就寢的。」我進入車廂裏坐定後說。

「現在還攪得不大清楚，家父聽到他半夜出去，到今天早上，才看到他回來，神色有些不對，問他也不理不睬，自己上了樓，隔好一會，聽到他的呻吟。父親覺得不對勁，便上樓看他，誰知他的房門反鎖著，拍門又不開，便立即報警，破門而入，他已昏迷不醒了。」

「那是服毒自殺了。」

「正是，桌上還有安眠藥和殺蟲水的瓶子。」

「這豈不是雙料自殺!有性命危險嗎？」

「很難說，救護車算是立即把他送到醫院急救了。」

「誰陪著去？」

「事件發生時，父親立即通知我和溫教授，他們一同跟警車到醫院去，我便來找你，警方在醫院要向我們問話。」

「我相信不幸事件，已轟動華埠了。」

「可不是!其實也無法隱瞞，救護車和警車都來了，附近都被看熱鬧的人擠得水洩不通，恐怕咖啡館現在正忙著播放這件大新聞了。」

計程車在醫院的救急部停下來，我們直奔詢問處，向當值的護士問明關勇所在。

原來關勇被推到救急A室，那是設在救急部門的第一個病房，是搶救最危險的病人。從詢問處轉進去，過了一道門，就見張伯和溫教授，他們正和警方人員談話。溫教授立即告訴我們，警方要為這事件傳詢所有同住的人，因為關勇仍未脫離生命危險，可能隨時變成命案。

於是，張自堅和我便向警方表示了身份。張自堅先報告近日和關勇接觸的經過，因為他們見面不多，很快便說完，警方一一紀錄下來。

我的報告則從聖誕晚餐的認識開始，和近月以來，星期六、日兩天共事的情形，特別於除夕在賭場所見種種，以及到昨晚最後親眼看到他就寢時為止，盡我記憶所及，都報告了。警方也一一紀錄下來。

「照你們計，關勇會不會在你睡覺以後，重回賭場？」警方向我提出徵詢。

「我不敢臆測，不過只要到賭場一查，便可找到答案。」我說完，自己馬上覺得不妥。

「那個賭場？照我所知經常有三處，那是指有被控紀錄的，請你告訴我那一處？」警方果然問上。我躊躇起來，如果一經我指明，那處賭場便有人受到盤問，後果並不只是盤問，而是睹場本身的存在，是不合法的。

「要查出關勇昨夜有沒有再到賭場，只要到英京咖啡館一聽便知，說不定還知道多多少少自殺的原因。」我說。

警方人員仍未作答。溫教授已聽出我的意圖，他說：「其實，警方搜查賭場，已是司空見慣的事。這些場所，本身就是僑社的毒瘤。割了一個，禍害少一處，對它的指控，正是我們對社會的責任。」他說得義正詞嚴，警方人員正等著我的表示。我鼓起勇氣說出那賭場的地點，而它當然也有警方的紀錄。

警方詢問完畢，病房裏剛好有一位護士走出來。他們上前探問關勇的情況。她表示依然未脫離性命危險。其中一個把名片交給她，說明任何轉變，請隨時和他們保持聯絡，說完就離開了醫院。張伯一直憂形於色，急得前後的踱步，大家相對默言。不久張自堅先回，因為他仍須回公司工作。

「我看十九是賭輸了。」張伯打破沉默說:「我聽到他深夜一時左右出去。」

「我的確見他回房就寢。」我說：「他並且說：『今晚不賭。』」

「恐怕你嘮叨嘛，『賭仔』最忌兆頭不好。何況，他決定一拚，也得先回家搜集賭本和休息一下，那是養精蓄銳。」

「但他是個豪爽的人，輸贏都經歷過，這次輸了，照理也不會看得比性命還重。」我以為了解關勇的個性。

「這次恐怕不是一次普通的輸贏。」溫教授插上一句。除了賭輸以外，我們都找不到關勇自殺的另一原因。這樣又過了一小時左右，醫生從病房走出來，先問誰是關勇的親屬，倒把我們嚇了一跳，以為這是不幸的先聲。

「我是他的朋友，他住在我處差不多十年了。」張伯操著比較生硬的英語說。

「我們已經盡了一切急救辦法。」醫生說。

「那現在怎樣呢？」張伯急不及待的問。

「還很難說，不過復原的機會不是沒有的。我想你們可以回去，有甚麼轉變，醫院根據你的登記，會立即通知你們。」

我們聽從醫生的勸告，離開醫院，乘公共汽車返回華埠。溫教授重新開門營業，張伯和我不約而同向英京咖啡館走去。

啡咖館擠滿了人，好容易才等到座位。人們已議論紛紛，都集中在關勇的事件，但人多口雜，我們還未聽出頭緒來。

這咖啡館的咖啡並不好，食料又不多，裝飾很普通，而且經久失修，但有不少座位，每個座位都有或多或少的剝落痕跡。平時華埠沒有什麼新聞發生，生意就清淡。如果發生了小事件，咖啡館就跟著小好景，發生大事件，那就大擠迫。上次「克勒皇后」私奔和這次關勇自殺，咖啡館擠迫的情形，正在伯仲之間。

「後生，你也來這裏。」一個身裁肥胖，戴著氈帽中年人走進來，正扶著一位青年的肩膊說。他正在我們前座。那個中年人的面孔多麼熟識，但記不起在那裏見過。

那青年人給他按著肩膊，有點不耐煩，只得把身子向外移，讓出一個空位來，說：「不要按肩，今晚還要搏殺!」

「搏殺不要緊，但不可拿『老婆本』作賭注，小心不要像關勇那樣，現在還在醫院牽著氣。」

「大吉利是!」那青年說：「我倒不會像關勇這樣愚蠢，連下注數目的多少都不知，一次失手，十年積蓄化為烏有。」

「他並不蠢，他想先以氣勢嚇窒對方。除夕那一場，他不是先勝了？」

胖子提起除夕的事，使我記憶起，那一晚，他正站在瘦小子身旁，並且在無意中提醒了關勇，擺六、六點而不擺四、八點，使他先勝第一著，助長了關勇聲威，造成第二次通殺，使瘦小子鍛羽而歸。

「瘦小子有備而來，和第一次性質不同。據說，這一次來，先把住屋抵押了，不然那有這麼多現金。」那青年說。

「打工仔能有膽量一次下注二萬，當然預備不是你死我活，就是我死你活了。如果關勇還勝這一次，躺在醫院的，恐怕是瘦小子了。」

他們的說話吸引了周圍的顧客。把二萬元作一次過投下，的確是大新聞，因為他們都不是殷商巨賈，像關勇那樣入息，除了個人費用，也的確經過長期的積儲。

「我仍以為他太疏忽了，自己既決定今年回港娶老婆，也應顧到輸光了的後果。聽說連婚期也排定了。試想，他如果不自殺，也的確無法解決。」有人這樣議論著。

「不要說關勇大意，其實，賭仔誰都一樣。在咖啡店館還可以說這些話；在賭場，擠紅了眼，除了看到花花綠綠的鈔票外，恐怕什麼也忘記了，還說考慮什麼，懂得考慮就不上賭場了。」胖子的話，的確道盡賭徒性格。

溫教授猜對了，這真不是一次普通的賭博，而是生命的投注。不幸，關勇輸了，生命給死神牢牢的攫著，至今還躺在醫院奄奄一息。

關勇的不幸誠屬可憫；十年來的積蓄，輸光了，連結婚的希望也成為泡影。難道再積蓄另一個十年。即使有這種能耐，但這十年，畢竟在人生過程交了白卷。何況他的黃金時代正在那一個時期。如果說他對手是個幸運兒，關勇當了他十年義務的奴隸，他的財富建築在關勇的無酬勞動上。可是，他何嘗沒有變成關勇奴隸的可能呢？如果他輸了，說不定也落得像關勇的收場，甚至可能更悲慘。屋被抵押了，誰敢保證他的孤兒寡婦，不被掃地出門呢!

不管拚得我活你死，或者我死你活，但開賭館的人片刻間撈百分之五，還供給華埠助談資料。現在變成小富的瘦小子，那睹場就是他的發跡地。就算現在還躺在醫院的關勇，也是那賭場產生的豪客。於是，在人們的心目中，要賭甚至要發達，便要往那賭場，因為那裏才有這種豪客。

只要人們有這個觀念就行了，至於由它造成的悲劇，人們是不會想到的，即使想到，但開賭館不抽水，誰還去開，所以開賭的必贏，也就是天經地義的事。何況人們總是健忘的，賭館照樣擠滿人。

難怪溫教授說是僑社的毒瘤，對它的指控，正是我們的責任。關勇自殺的原因，總算給我們找出這些端倪來。在張伯的感喟中，我們走出了咖啡館。走經正心書店，見到溫教授。我們把在咖啡館聽到的消息告訴他。

「所以我主張把睹場的地點報告警方。」溫教授很義憤地指出，可是忽然又沮喪下來：「也奈何他們不得，真正開賭的人，永不會被控訴和受到懲罰，因為有人承擔下來。」

「難道有人願意代替嗎？罪名成立，有坐牢的可能。」我覺得有點奇怪。

「有些人以坐牢為翀·業。」溫教授說：「張伯算是老華僑，你不信問問他。這種人寄生在賭場，受真正開睹的後臺老闆僱用，警察破獲了，他們就挺身而出，自認是開賭的。要罰款，有人代繳；要坐牢，他們就去。因為，這是職業，何況開賭的罪不大，三幾天又出來，支領可觀的報酬。這種勇於承認的表現，有時連警察也覺得滑稽，但也無可奈何，又不能不準他們承認。這是自由民主社會的可貴處，也正是它的可議處。」溫教授的見解，總是往往發人深省。

不久，我們辭出，因為不想阻礙他的營業。回到家裏，張自堅夫婦都已下班回來。大家正為關勇的事件發悶。有些隣居或親友，還不時前來問長道短，有些好事者在街外探頭探腦的張望，真是煩擾得很。張太太煩得連飯也不做，大家在啃著麵包，問我參不參加。我根本連胃口都沒有，只和他們乾坐在一起。

這種不愉快的事件，連結局怎樣也難預料，關勇仍徘徊於死亡的邊緣，大家都顯得無精打彩，也實在懶得開口。像張伯這樣老於世故的人，也表現得神不守舍，徬徨無主，使全室的氣氛，受到低氣壓的感染。而壁鐘的鐘擺，像指揮著我們的心在突突的跳動著。

這種氣氛，使每個人都受不了，好幾次我想離開，但始終無法做到。因為在情理上都應該和他們分憂，何況我和關勇，也有不淺的情誼。

張伯的憂心是值得同情的。在私誼上，關勇和他有十多年的交情，事件又偏偏發生在他的家裏。老一代的華僑，飽受長期種族壓迫，心理上始終還存著這個陰影，對任何事，都抱著息事寧人的態度，就是怕惹官司。這也是張伯憂慮的原因。何況他讀過幾本線裝書，把名譽看得較重。唐人街的「好事不出門，醜事傳千里」的風氣下，他難免稍玷清譽。雖然他不是當事人，但是當事人的住所，正是他擁有的。想想這些問題，看看張伯，總比老是看著鐘擺好過。儘管很多問題在腦袋翻騰著，電話仍然不響。這樣坐了兩、三個小時，彷彿整個世紀似的長，大家疲憊不堪，這樣守下去不是辦法，何必活受罪呢？我向大家建議各自休息，誰聽到電話響誰去接。

我們正預備回房休息，電話忽然響了。

大家的視線都集中在電話機，它的聲音似乎比平日特別響，一陣比一陣緊湊。我望了他們一眼，走過去拿起聽筒。原來是溫教授打回來問消息。大家緊張的精神，轉瞬間又像洩了氣似的，無精打采的各自回房。由於精神過度緊張，無法安定下來，也就輾轉不能入睡。不久聽到溫教授回來，便索性披衣而起，到他的房間去。

他住的前房，面積比我的大，除了睡床，對壁是一張寬闊的書桌和兩張座椅。壁上掛著一張橫幅，是他的自書，用魏碑體寫著李合肥的語錄：「多讀古人書，靜觀天下事，可以歛浮氣而增定力。」字體端正中現活力，剛健中有寬柔，一看便是有學養的人。

他招呼我坐下來，免不了又提到關勇的遭遇。

「他的遭遇，是值得同情的。」溫教授不勝晞噓：「老實說，這一個環境，應負的責任，比關勇自己還要多些。因為它本身就是種種悲劇的製造場。缺乏定力的人，很容易淪為悲劇的角色，挑起所有懲罰。」

「我以為每個社會都有它骯髒的一面，僑社亦不例外。」

「但僑社的骯髒面在比例上要廣大得多，因為本身既是寄生在外地，受我國傳統道德的拘束力已夠薄弱，加上因受長期壓迫，形成自卑的積習，感到很難在當地社會抬頭，便容易自暴自棄。不良的習慣和行為由是養成，助長了僑社骯髒面的擴張，在裏面滋生和培植著各種罪惡的種籽。」溫教授雖然用了這許多有力的詞彙，來控訴這一個不健康的社會，內心不無激動，然而，他的表面，依舊保持那樣平靜。他認為：「種瓜得瓜，人們只直覺地認定這是播種者應有的收穫，卻沒有深入地去想，去追究是誰供給這個罪惡的園圃。像關勇的自殺，人們只把他看作個別的不幸事件，仿彿是他活該，那是不對的。這也是一般罪惡能長期發展下去的原因。」

「這屬於傳統觀念問題，一個壞的傳統觀念。」

「就是，什麼改革都比傳統觀念來得容易。」

深夜了，雖然溫教授還興緻勃勃的談下去，但我想到明早有課，只好回房就寢。

那一夜，沒有接到醫院的電話。到第二天下午，我從學校回來，剛踏進門，張伯就喜形於色的向我報訊：醫院已有電話通知我們，關勇脫離了危險。

「他命不該絕的，平日對人熱誠，工作勤奮，只是沾上賭，這次總算大難不死了。」總算看到張伯恢復原來的神氣。

「是不是我們可以到醫院採望他？」我說。

「我們預備晚上七時到達醫院，溫教授和自堅也去。如果你沒有事的話，和大家一起去吧!」

「沒有。我當然也希望能看看他。」

吃過晚飯，我們叫了一部計程車，不久便到了醫院。

張伯向醫院問了病房，首先進入，我們亦步亦趨的跟在後面。關勇躺在病床上，初看到我們，現出驚愕的神色，隨即側過頭去，也不和我們打招呼。經過二天一夜的時間，本來紅潤的面色，變得像張發霉的白紙，儘管他不正視我們，但掩不住他那激動而痛悔的難過。

「阿勇!」張伯同情地按著他放在白被單的手說：「總算吉人天相，唉!天大的事，也不要這樣糟蹋自己，大家可以商量嘛。」

關勇沒有做聲。

「你看!」張伯像哄小孩似的說：「看誰來探你，溫教授、周先生和自堅都來了。」

他還是不做聲，連眼睛也懶得動一下，竟慢慢的閉上，我看到一滴淚水從眼角滑下。

「你安心休養一下。」張伯說：「我還有點積蓄，目前也沒有什麼用，你出院了，可以先給你回香港辦理婚事。」

張伯真是一位仁慈的長輩，他的用心可真感人，關勇的眼睛依然閉著，但眼淚卻一滴滴的滑下來。

張伯再說了幾句安慰的話，就和我退出病房，在不勝唏噓中一同回家。

過了幾天，關勇終於出院回來，張伯囑他回房休息，晚飯也由自堅端上去，讓他能安心再休息幾天。

我放學回家後，張伯叮囑著不要騷擾他，所以也一直沒有見他的面。

翌日星期五，從學校回來，又見張伯愁眉苦險，問起來，原來關勇失蹤了。

「剛從醫院出來，我真擔心他又去自殺!」張伯氣急神敗的說。

「他出門的神色怎樣？」

「我那裏看到他出門!中飯，我還親自端上去給他，才自己到外邊蹓一陣，回來預備幫他收拾碗碟，開了門，人失蹤了，連行李也不見了。」

「如果連行李也帶走，是沒有理由再自殺的，你放心好了!」

在家掛個電話告訴溫教授，他同意我的看法。我們都反對張伯報警，因為深信關勇決不會再自殺，也許因為沒有顏面在本埠混下去，終致不辭而別。報了警，只增加他的煩惱而已。

張伯報警的原意，亦不過是防止關勇的自殺，一經我們把道理說出，他就打消原意。

「遠親不如近?」，人與人的感情就這樣。儘管張伯與關勇拉不上親戚，但十年同住，建立了深厚的情誼，關勇的失蹤，使張伯嗒然若失。

週末，我依舊回餐館工作，由於關勇一直沒有上班，餐館已另聘了替代他的人。

幾天來，張伯一直渴望能接到關勇一個電話或隻字片紙，可是他到底失蹤了。

「如果關勇住的房間出租的話，我有一位同學可以介紹給你。」我想起羅雄輝一直想遷址，要避開臺獨分子糾纏。「再等兩星期吧!如果關勇再沒有消息，這是可以的。」

在都市看慣了涼薄的人情，聽了張伯的話，仿彿呼吸到濃郁的鄉土氣息。

關勇的音訊依舊渺然，對我個人而言，不無惆悵。雖然我們相交不久，但從開始認識的第一天起，他便為我找尋工作，並一直照顧我。

我在學校曾把關勇的事件和他失蹤的消息告訴羅雄輝，他極希望搬進來，不但租金比他目前住的便宜，而且又可以避免臺獨分子的騷擾。

過了兩週，請準了張伯，羅雄輝又和我生活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