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2007年

想起陳紀瀅，就會記起中國三十年代的老作家們。那一個年代，我能及身見到的，只有四個：胡適之、胡秋原、謝冰瑩和他；而他是我接近最多的一位。因為我於役國府立法院的三年中，和他在會期的日子裏，我能常有機會得侍杖履。那個年代，他大概應在九十之間的老人了，步履蹣跚；前幾年他去世的時候，應該接近百歲的人瑞了。人的自然壽命所限，能活到百歲，原沒有甚麼遺憾了。但在老人來說，過去的崢嶸歲月，而今綣縮一隅的孤島，還受臺獨稱之為「老賊」，把霸佔「萬年國會」的罪證套在他們的頭上，獨不念這些曾經為中國民主制度的先驅，帶著憲法到了臺灣，在風雨飄搖的時期去實施，並埋頭建設這個蕞爾小島，成為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來證明中國的傳統文化，不是民族的積弱之因；對恢復民族的自尊與自信，起了旋乾轉坤的契機。這些渡海而來的老委員，在臺獨利盡義絕的人格侮辱中，撒手而去，能不感到遺憾與無奈嗎？

陳紀瀅畢生致力於文藝和創作，著作等身自不待言。當時他還擔任世界華文作家協會主席。以他的資格，除非他真的走不動，大家還是請他領銜；他也真的為了聯絡各地的華文作家，還是到處去主持會議。那三年中，除了在臺灣，還有在香港和曼谷；三次全球性的作家聚會，我都陪著他出席的。他有北方人的健碩身軀，不但是「高頭大馬」，還可說是「頭大高馬」，他的頭特別大，配著偉岸的身型，真有關西大漢的形象。

三十年代雖然國民黨已掌握政權，但她尚忙於對付軍閥的餘孽；而更重要的，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崛起，已見諸於行動的侵略。

蔣先生是個軍人：說實的，他無法體會總理遺教中的宣傳的重要，也無法體會共產主義的崛起，在宣傳策略運用的重要性。以為消滅共產黨，就和消滅軍閥一樣，必須靠武力來實現。這和孫中山的主張，根本上已南轅北轍了。孫的主張，以「必須喚起民眾」，那就是筆桿子的宣傳；孫又說：統一不能靠武力，也不應靠武力。要加強宣傳本黨的政治理念，使民眾知道和支持。可惜蔣先生沒有體會，依靠武力，不重視筆桿子的宣傳。

因此，中共得以全力佔據一切「輿論陣地」，包括文壇。「左聯」因而應運而生，控制了當時筆桿子。許多不就範的作家，統統有計劃的打擊、誣衊；都在捱打狀態中失去民眾信賴和寫作的園地。像胡適、胡秋原、陳紀瀅這些已有知名度的作家都不能倖免。「輿論陣地」既為中共所佔領，廣大的知識分子群都向左靠，故戰後國共兵戎相見，勝負早已決定了。

到了臺灣，國民黨還是沒有吸取教訓，到民進黨崛起，國民黨政府還是不注意宣傳，讓民進黨的歪理以至蠻橫手段，化不法為合法。國民黨甚至不敢訴諸法律的懲處。蔣經國在高雄暴動時，甚至下令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終於自己白白嘔血氣死。立法院的民進黨委員，帶頭動武威脅老一代委員，這是我身歷其境看到的。陳紀瀅在民國八十年九月六日致函給我：「立院失秩序，以罵毀為尚之野蠻會場，令人觸目驚心，失望已極，恨不能即離會場，羞以為伍也。」不久，陳果然退職了。我們以後還是有書信往來，或互贈著作。前幾年，才從報章讀到他逝世的訊息，令我悵惘者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