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2007年

稱得上是毛澤東的文學侍臣的不多，郭沫若當是其一；而且相當重要。文藝總管的周揚，只能算執行毛澤東的文藝政策，是部屬關係；《三家村》更不算。柳亞子本來可以，但早死了；不若郭沫若的長期與毛有文字因緣。也許有這一層關係，郭就沒有像其他親近毛者之下場。當然除了這種文字因緣以外，郭擅揣毛意旨，觸覺和敏感度又高，雖然「伴君如虎」，終能壽終正寢。

我有一位史老師，談到郭沫若，認為他是個天才。如果能專心在藝文或學術方面努力，他的成就會遠遠超過政治；因為中國在現階段，黨同伐異，非楊即墨，沒有甚麼公義是非可言，有政治理想的人，入了政治的漩渦，很難全身而退，除了因人成事，隨波逐流，少有不滅頂的。以郭的絕頂聰明，還要幾度自我唾罵、自焚所著，始能避過滅頂的風浪。我們了解郭能保全首級，對他言論中的諂媚，有時也不忍深責。

郭是個政治人，即使聰明，對藝文由於所花的心力有限，因此成就也有限。他涉獵的範圍很廣：甲骨文、易、詩、書經和子部，他都有專著。在他著述中，有《海濤》一書，說及他的一些研究工作：「我研究《易經》的時候，只費了一個星期，接著又研究《詩經》和《經書》，這回卻費了半個月，在我把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與其思想上的反映的初稿寫好之後，我便躊躇起來。」有人做了一輩子《易經》的研究，還不一定融會貫通，只以《繫辭》、《十翼》而言，其基本的學理、解釋都相當不易。郭只用一個星期研究，能了解多少？不無疑問，所以即使天才，成就畢竟不大。

郭沫若對研究我國古籍，都出了研究專著。但這種草率研究所得的結果，可能連他自己也不滿意。例如他所說用半個月研究《詩經》和《書經》，便寫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並且出版。他告訴讀者：「初稿的寫出至改作，足足隔了兩個整月，這表示著在我的研究程序上，起了一個大轉變。」為甚麼有「大轉變」？當然感到初稿研究的方法、程序發生了問題，就會有不同的結論。可知郭的草率研究工作，影響到在研究領域的成就不大。他的天才而草率治學，是很可惜的。

郭沫若的舊體詩就寫不過魯迅；他和魯迅的一首，他有這樣的自我評價：「我的和作是不成氣候的，名實相符的效顰而已。但寫的時候，自己確是一片真誠。因此工拙也就在所不計了。」我有魯迅的手稿詩集共四卷，是香港作家張贛萍先生的遺物，承他的夫人轉贈。就有郭沫若的手書序文，郭的字也屬才人字，瀟灑流麗，自有面目的。郭的舊體詩不如魯迅，主因是功深不足之故。但以郭之才情而寫新詩，當年新詩和今之現代詩的作者，與郭的作品如：《女神》、《早晨！中國！》、《火鳳凰》等比較；聞一多、艾青等著名作家都不及他。

郭沫若著有《卜辭中之古代社會》、《甲骨文研究》、《易詩書》、《周金中的社會史觀》、《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等；也翻譯了馬克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德意志意識形態》；辛克萊的《石灰王》、《屠場》、《煤油》；以及彌海里的《美術考古學發現》等。

郭的舊體詩雖然不及魯迅等人，但作為毛澤東的文字侍臣，卻是綽綽有餘的。至於許多人罵他是個文丑，如果我們知道那一個「臭老九保命的年代」，也就不忍苛責了！

我們讀到郭沫若對魯迅的恭維，似乎斷定他一直是個左翼文人，是擁護魯迅的。其實並不如此，郭是個對政治有敏感反應的人。魯迅後來成為左翼文人擁戴的偶像，當然不能否認背後的推手。就是魯迅自己，也清楚他的背後有一條鞭子，他不得不從，也感到痛苦，他不止一次說過這條鞭子，一直在驅策著他。但不管怎樣，魯迅既成為「文藝旗手」也好，「青年導師」也好，郭只有向環境屈服、向現實屈服，不得不也捧魯迅；但這是後來的事了。若論其始，郭不論在政治地位、學術地位，郭沫若是絕不甘心臣服魯迅的，只是「形勢比人強」。我們試讀郭沫若自傳式的《革命春秋》，內容包括其「學生時代」、「創造（社）十年」（及其續篇）、「北伐途次」。這本自傳，是在「閩變」前記載郭沫若的經歷和他的思想。在「創造社」的十年中，他對魯迅不但不推崇，而且是創造社對抗魯迅的主力，他批評魯迅是不遺餘力的。

當郭沫若、郁達夫成立創造社的時候，魯迅等人成立「文學研究社」。寫作路線便起了爭論；創造社被魯迅攻擊的：是創造社尊重天才，尊重自我，崇尚創作。郭沫若立刻迎戰說：「我們魯迅先生的確不愧是紹興人，他的一枝筆實在有點刀的風味。……就是我們魯迅先生不也是一位文學上的天才嗎？特別是『辛辣的罵倒』上其才是尤天才的啦！不信，你請去嘗試一下……。」郭沫若還挖苦魯迅：「我們在這兒來高呼幾聲口號：『革命的文學研究會萬歲！擁護我們文壇總司令魯迅先生！反對文學研究會的就是反革命！反對魯迅先生就是反革命！』」（見《革命春秋》，上海「海燕書店」出版，第二十三頁），可知郭沫若不是生來犯賤，只是他的骨頭是軟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