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2007年

一九六七年，已成年的香港居民，都會記得當年的左派暴動的情景；也同一個年代，香港有一本無人不知的雜誌：《萬人雜誌》；這是由作家萬人傑出面主編，實際執行編輯的是張贛萍。張當時已是一位著名的作家了，但賣文養不起家；主要入息，還要在《快報》兼採訪記者，並負責部分編務。這種日以夜繼的生活，終於在盛年（五十二歲）中猝然以心臟病的襲擊，搶救不及而去世。張的逝世，香港讀者趕來送喪，靈堂坐滿，到火葬場也近百人；以後又發起為其子女籌集教育基金。恐怕在香港作家群中，只有張贛萍一人得讀者這樣的愛戴。

張贛萍得讀者的愛戴有其主、客觀的條件；主觀的當然是他的作品，他在文壇雖然崛起不久，但在大報已有固定的寫作地盤，他的《彈雨餘生述》，以個人在戰場的親歷，身歷的描述又如此生動，題材如此驚險，在生死俄頃之間，張的生花妙筆，既能繪聲繪影，又能夾敘夾議。香港人看慣武俠小說那種虛無想像、不吃人間煙火、打不死的紙上武俠，一旦轉入有血有肉、真槍實彈的戰場搏鬥，又夾著國家、民族大義，這種敵愾同仇，當不是全不相關、作壁上觀的虛構武林故事可比。這種新作品，張贛萍一出手就抓住了讀者，一炮而紅。繼而《血淚斑斑》、《抗日名將關麟徵將軍傳》等寫實的傳記文學；然後又發展為戰地小說的《戰地春夢》、《勁草》等；又帶有個人傳奇性的《歡場兒女》、《美人恩》、《美人怨》、《一夜之間》，都教讀者對他生平的經歷，起了驚嘆的吸引。

客觀的環境，香港比鄰大陸，那時正當「文革」，有許多動亂的傳聞：「文革輸出」第一個站當然就是澳門與香港。葡國政府乾脆表示，隨時可以撤退，要輸出就不必了，來接管就好。香港政府早期也忍耐著靜觀其變。總督府也貼滿「大字報」，土製炸彈的「菠蘿」一日三驚，隨著林彬被活活燒死，左派也公開了黑名單，連原本左傾的金庸也走避鋒頭。大部分港人縮瑟著。就在那時，萬人傑以異軍突起，在他的專欄上，天天對左派言行抨擊，成為抗暴的英雄，自然在黑名單首列；並以「萬人磔」示其下場；張贛萍就這樣鼓勵萬出來辦一本雜誌，專門對暴行抨擊。

這個雜誌發行，本錢不過三兩萬元，交到張贛萍手上實際主持編務，竟然一紙風行。銷路還遠至世界各地唐人街的書報店，仍然獨佔鰲頭，銷路可謂無遠弗屆。我也從朋友處讀到了，這一本徹頭徹尾的反共雜誌，以「文革」大失僑心，也就在僑社風行起來。張贛萍也成了能廣結海外反共人士的重心人物。所以他然突然的逝世，不但香港人追悼，連海外眾多的讀者，很多都自動匯錢到《萬人雜誌》，響應為他一門孤寡籌款，並作子女的教育基金。

張贛萍主持實際的編務外，他的組織能力亦強，他能團結讀者群，定期餐聚，以後發展成「萬人協會」；讀者能與作者聯歡，這也是香港雜誌能發展讀者群一個前所未有的組織模式。由於張老編的誠摯，很得讀者的愛戴；萬人協會成為張廣結讀者的橋樑，也成了《萬人雜誌》推銷的生力軍。左派勢力愈囂張，該雜誌的銷路愈大。可以看出當時的暴烈行動，很惹港人的反感。

張贛萍的軍旅生活，在他的作品都有他的身影，甚至是他的經歷。若論作家與讀者之間最不隔膜的，以我所認識的、算得上作家的朋友，首推張贛萍。若論編者與作者最不隔膜的，而張贛萍算是個編者的話，也是他和作者最融洽的。以張的性格，胡爵坤先生最清楚：認為張那種「落落寡合的人，不容易交朋友，也很難交得上朋友。假如交上朋友的話，將是肝膽相照、聲氣相求的真朋友，而不是勢盡交絕、利盡交疏的偽朋友。」這幾句話，真可謂觀察入微，真不枉張視他為既知遇又知己。

張贛萍是純粹的港產作家；他到香港以投稿賣文始，成名以後也未離開過香港，又在伏案寫作之際感到不適，先後不到一小時就逝世。如果我們讀過他的作品，就會知道他的豪情，賭錢算得甚麼！賭命也不知多少次。真是活得豪氣、死得爽快的、絕無僅有的、如假包換的純種香港作家：沒有一篇文章、一本作品在香港以外刊行的；成名在香港，逝世在香港，沒有假借香港以外的聲華加在他的香港作家的桂冠上；所以是個「純種」的香港作家。

張贛萍本身就是個傳奇人物；他的經歷已較吸引，何況他還有一枝神奇的妙筆，驚異的描寫，教人目眩神奪。他迅速的崛起與倏然的逝世，就像隕星一樣，劃過長空，明亮而迅速的消失，一樣的教人驚嘆。

在抗日戰爭中，以淞滬之役（八‧一三）一起，他剛二十歲中學畢業即投身軍旅，以他的智勇剛毅，擔任守陣地的大隊長以致出入敵後的諜報隊隊長，都是九死一生的經歷；喝馬尿、臥棺材、沒有麻藥割肉取彈頭，重傷死而復生，張在八年抗戰中都經歷過。

張贛萍在國共內戰中，國軍在京滬失守之後，才帶著父親和弟弟來港，他到打石場做挑夫維持生活。由萬華清先生帶他離開挑夫、打石的行業；以後又由朱振聲（戎馬書生）、胡爵坤先生帶他走入作家的行列。他以後和太太谷志蘭結婚，在《彈雨餘生述》也有一段「夫子」自道的記述：他一生只寫過一次工工整整的信，「那就是追求我黃臉婆時的第一封戀愛信，等我追到了，又是『鬼畫符』了。」「我們結婚不但沒有嫁妝，窮得連一套新衣服也沒有，穿的西服，也是向朋友馬定波借的；更可笑的，連洞房花燭夜的床也沒有，我原用一塊門板做的單人床，也不過是在單人床櫈上加釘兩條橫木，另外加一塊木板，由單變雙而已。在我所有親友之中，我們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對窮苦患難夫妻。」結婚後到懷著第三個孩子的時候，張太太以營養不良和操勞過度，得了肺病，那是一段最艱辛的歲月。過了這個厄運，張太太的病好了，也找到工作了。張贛萍的寫作生涯也開始有收穫，第四位幼男也出生了。

這是他們倆結婚後最快樂的時光。可惜那一年（一九六三）新春年初二全家出門去拜年，回來時，他們的木屋、家財、藏書、手稿全被燒光了。這對苦難鴛鴦，又得含著淚水去重建家園。

就在火毀住屋的那一年，香港《快報》創立，胡爵坤先生聘張贛萍到《快報》來；也從此，張的聲名鵲起，也算擺脫過去的窮困。他的事業也看到好的前景；可惜還不足十年，他竟然沒有任何預警下倒下，結束了傳奇的一生。

我為《萬人雜誌》撰稿多年，自然和張贛萍書稿往還，他還有錄音聲帶寄來，我也準備一九七二年赴約相見，怎料到尚有半年，他就不辭而別了，我們終於緣慳一面。

我們雖沒有相見，但多年的書信往還，我們已成通家之好；當年先父和岳父 尚未去世，他們倒先見面多次了。一九七二年，我還是依計劃回香港，離開香港已是十年了。當然也去探訪張大嫂，長女剛可高中畢業，找到一份航空公司在啟德機場的文員工作。其弟妹猶是中、小學生。張大嫂第一次見面就拿出張贛萍手寫的一張遺囑給我看，說明他有不諱的時候就去找我。這的確是張的遺墨遺筆，他的「鬼畫符」誰都假冒不了的。張的周慮，為了這個家，真可謂無微不至。當時長女韋弦姪也不過十八歲，我還得徵詢她願不願意遠離家庭，她真有父親那一份果敢，就這樣決定。以後我帶她到加拿大來，跟著我做事、讀書；以後她和徐君結婚，一直勤奮的進修和力爭上游，已是為人妻為人母，還是電腦業的頂尖專家，常到歐美各大公司視察與指導，她坐飛機就像在香港坐渡海小輪一樣。我從未見過有如此努力上進的時下青年，張贛萍有這個女兒，亦足快慰平生。韋姪後

接母親與弟弟來時，兩妹亦早巳結婚。

目前只幼妹一家留港，餘都在本市，事業俱各有成。張太太仍健康，只稍嫌重聽而已。桑榆晚景，含貽弄孫，亦稍補過去的辛勞，憾者不能與張贛萍同偕白首耳。而張贛萍那打不死的英雄氣概，縱有兒女私情，但都不會不釋懷的，只是他的理想和抱負未實現，應屬遺憾吧！

張寫了不少以戰爭為題材的小說，仍嫌戰場情形「一筆帶過」，他的理想作品已在腦海醞釀了十多年，主要人物都有了，連標題都想好了──《同歸於盡》；主題是反戰的。除此之外，他還計劃寫一部沒有對白，全部是心理刻劃的小說，這部小說的人物和故事也想好了，標題──《三年兩語》；寫一對每日相見的男女，暗戀三年，從未打過招呼，未正面說過一句話。等到打招呼，只說兩句話的時候，故事也結束了。這些理想終未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