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革命和發展，使人類財富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上，社會產生極不平等、不人道的現象；興起了求平等、求人道的思潮，共產主義應運而生。思潮屬思想派產物，也就自然由知識界推動，知識分子成為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鋒，也就理所必至，勢所必然的了。很不幸，野心家掌握了推動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知識分子祇能充當共產黨奪取或保護政權的工具，和原來求平等、求人道的主旨日遠，甚至為了共產黨的政權，和原來追求的目的相牴觸；其內心的苦痛與無奈；是顯而易見的。近世中國知識分子種種悲慘和無告的境遇，正是說明一切。

共產主義在中國播種，到中共成立以至早期的奠基時期，知識分子無疑是始作俑者。以後從量變而至質變，知識分子淪於幫傭甚至工具的地位，猶未能改變中共當權者的猜忌和戒心，其中雖有一時權宜的利用而好轉，實質上仍無法擺脫「臭老九」的卑賤地位，主要是階級的屬性早經歸類和劃定。真正的黨人不甘做真正知識分子，真正的知識分子也不甘做黨人，其原因在：黨人有禁錮思想的教條存在，而真正的知識分子是不甘思想被教條所禁錮；但一旦進入組織，才真正了解其目的和具體策略，更知組織的「紀律」，雖欲抽身而出，惟此身已非己屬。才清楚既屬禁錮的靈魂，身體也屬工具的軀殼。這一切，不是憑想像、推理事實的誣謗；如果有研究中共對知識分子的理論，和大陸知識分子在傷痕文學時期所發表親歷的種種描述，就清楚中共黨人中的知識分子的無告慘痛。中山大學前校長鄒魯先生有幾個兒子，其中一位是農業專家，隨政府到臺，是第一個率隊到非洲去的農耕隊隊長（忘其名），因車禍殘障致死。另一位名叫鄒和，是多倫多醒華日報總編輯，我曾任該報董事有年，又好為文，因此過從甚密。鄒魯任中山大學校長的時期，歷「聯俄容共」到清黨，該校為國民黨早期培養政治幹部唯一的高級學府，一文一武，武就是黃埔軍校。鄒魯對中共利用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滲透該校，校長也算個當事人，應最清楚了。鄒和告訴我，鄒魯對子女的遺言只有一句話：不要做共產黨。

知識分子是概括性的一個族群，近世分工精密，所有專業人士，都是知識界的精英。中國人口眾多，幅員太廣，過去以交通和教育不振，造成文盲的比例很高，幾乎到中學程度的人，都可稱知識分子了；因此，作家都被認為知識界的代表人物，自然成了中共爭取和利用的主要對象，也是最猜忌和誡心的對象。我們更不必諱言，過去國民黨對作家遠不如中共的重視，是大部分作家留在大陸的原因之一。雖然大陸的淪喪，作家對中共政權的建立，起了極大的助力，而及身受的荼毒，雖亦難辭其咎。惟就整個民族言，不能不算是一種大創傷，而過去國民黨主導民族的前途，又豈能毫無責任!我們在痛定思痛之時，應設法補救，這是急不容緩的。

「五四運動」是我國所謂「新文學」的奠基時期，由於中共對新文學作家的重視和爭取，到了三十年代，我國文藝陣地，差不多就由左傾作家佔據了大部分，中共又利用了這些陣地，栽培大批新進作家，成了既有佔領地，又有佔領軍。那些不甘被利用的作家，在眾多的圍攻下，以成眾口鑠金之局，不能投靠，惟有出局。以魯迅這樣有名氣的作家，也為中共捧上「青年導師」、「文藝界龍頭」的地位，到晚年時，也不能不慨嘆「背後像有一條鞭子抽著」；魯甘為虎作倀可痛可惜，為其情其境則可憐可憫!等而下之，就更不必說了。

一九八八年，我代表香港中國筆會到漢城出席世界筆會第五十屆會議。那一年，蘇聯派了兩位觀察員來；大陸則有北京、上海和廣州筆會，派了代表：蕭乾、柯在櫟、馮牧和黃秋耘。這是四十年首次重返世界筆會的代表，也是鄧小平復出後對知識分子最容忍的年代。蕭乾應邀發表演講，他是留英的，英文的造詣很好，他縷述四十年來大陸作家的生活，我坐在前排，他的眼淚，不時沿頰而下，滴在講稿上。我至今還記得他的結句：「我希望從今以後，中國作家再沒有哭泣的明天!」他走下臺，我和他握手致賀並致慕忱，並希望每次筆會大會時看到他，他也滿自信的說沒有問題。想不到一九八九年便發生「天安門事件」，我再代表香港筆會出席會議，但大陸沒有一個筆會的代表到會了，大會只接到北京筆會的來信，卻說明天安門事件沒有任何作家被逮捕，信的簽署者卻不是會長蕭乾而是副會長馮牧。我在會上發言：擔心蕭乾的處境，他是個有良心的作家，他不簽署就是一個說明。隨著，我領銜提案，臺北筆會張殷蘭熙副署，要求中共釋放在獄作家，除日本棄權外，一致通過。

十年前，大陸著名作家丁玲到美、加兩地各大城訪問，並和新聞界見面；和海外作家座談。我也去聽，她曾以「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獲得史太林文藝獎，與巴金齊名，但仍然被打成大右派，所歷經的災難也很多，但依舊對中共非常感激，因為她每月仍領到三百元人民幣的退休金。後來我告訴她，臺灣有一名和她一樣出名的女作家瓊瑤，她的稿費和版權收入，早就成了臺灣電影的製片家，她卻有點驚異。大概十五年前吧!「假如我是真的」電影劇作家沙葉新到多倫多來，我們成了談得來的朋友。有一次我們一起吃火鍋，他說他要寫一個周恩來的劇本，在他的心目中，周恩來是個完美而仁慈的偶像人物，像這樣的「宰相」，中國歷史上還不多見。他徵詢我的意見。我只告訴他，歷史人物的表象有時化裝得很神聖，所以歷史家必須有史識和史德；史料的鑑定就要史識，否則很易被矇騙了。于右任曾有兩句名詩：「風虎龍雲亦偶然，欺人青史話連篇。」他聽我別有深意的一番話，便追問我對周恩來的看法。我不便多說ﺀŒ但似又不可不說一些。我說：史家有一句話：「善戰者無赫赫之功」，就是以威望使人不敢輕易啟戰端；要不然，就是不須戰爭手段，已解決了敵人；因此不須大量的殺戮才定勝負。古之賢相，其標準也是同樣道理，他在位的時候，國家沒有動亂，因他能消弭動亂於未萌生之時，到要動亂發生了才平定下來，已是等而下之了。中共政權成立，幾可謂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如果以以上的標準來說，周是賢相嗎？中共自承成立政權以後，大陸人民有六千萬死於鬥爭。縱然有一些人靠周的庇護得以保存了生命，但保了一小撮，冤死了大部分，只論這點，其他都不必說了，周的功罪便有數得計了。沙先生默然，以後也聽不到這個劇本的消息。

三十年代倖存的中國作家已不多了；今讀報，又悉著名詩人艾青去世了；四十年來聽到的，多半是作家不幸的消息，頗有魯迅所寫：「曾驚秋肅臨天下，敢遣春溫上筆端」的情懷。不知何年何月，春溫使大陸作家的筆端解冰。從此以後，作家再沒有哭泣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