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溫總理呼籲建立一個公義的社會，顯然社會存有不公義的現狀，到非改變不可而呼籲。如果我們不去了解〈不公義〉的原因，又如何能改變現狀？以致呼籲成為一個空洞的口號。正如要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但這一年來，我們看到很多兇狠報復的殺人事件，也看到許多無法抗拒的壓力而自殺；幾乎每天都出現社會新聞報導上，正好說明社會失序，和諧社會還沒有出現；甚至更不和諧。證明我們還未了解〈不公義〉、〈不和諧〉的原因；同樣只是個空洞的口號，還是無法改變現狀的。

《惡性的循環》：〈治大國如烹小鮮〉！這句話，是聖人讚美或判斷一個治國有能力的領導人或一個整體的政府。又說：〈君子訥於言而敏於行〉：君子的定義是不斷的求完美而終於‘止於至善’的人生境界；以此論個人或一群人（政府）都可以：他不尚空談（訥於言），而實實在在不斷的去做（敏於行）。一個負責任的官員或一個政府，一切施政的目的，在求最大的人民福祉、公義和諧的社會。這呌做〈責任政治〉，不管是怎麼樣的產生，只要稱政府就有這個不能退缷的責任，還絕不能有這個、那個作推搪藉口或理由：如國土太大、人口太多、基礎太薄、質素太低；提出這些藉口或理由，只能證明沒有治國的能力。其實，治大國真像烹小魚那樣容易，秘訣其實亦簡單：找出基本的成因，針對成因去解決而已；就像個好醫生的精準診斷、對癥下藥一樣。是〈良相治國、良醫救人〉的道理。懂得找出成因，就能舉重若輕、就像烹小魚、就是良相良醫；反之，找不出成因，不是愚眛就必有不可告人的理由，就像盲人摸象、庸醫殺人、奸相害國。演變下去，社會不公義、不和諧就會變本加厲：不公義的事越來越多，導致兇狠殺人洩憤的事件越來越多；無法抗拒的壓力越來越大，導致無助感而自殘自殺日多。不論前者的洩憤他殺與後者的無助自殺，都是對社會的不公義的抗議。形成了惡性循環的現狀，去和諧社會益遠。任由惡性的發展下去，不是同歸於盡？這不是危言聳聽，尚書〈湯誓〉：‘時日曷喪，予與汝偕亡！’：這是以商湯伐夏桀的時代背景，流行民間的童謠！‘時日’指暴君夏桀曾自況為暴烈的太陽；曷者何時也。兩句其實是民怨：你這暴烈的暴君何時才死呢？我要和你同歸於盡了！古有此明訓，社會存著太多的民怨，不是朝廷之福，夏就因此而亡。真不可掉以輕心。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歴史告訴我們，一個長治久安的社會，必有一套共同遵守的規範；因為要求人民共同遵守，所以由人民參加訂立；違反規範就受到處罰，這種罰則，我們稱為法律；所以法律是人民（或代表人民的人）訂立的；因此，社會的規範除了一些概念性，差不多是法律的同義語。由上及下，人人養成守法的精神，長治久安的社會就會出現。守法也好，法治也好，都要從上做起才發生守法的效應。下面不守法，上頭的執法者可以輕易控諸法、罰以刑；如在上者不守法，特別是沒有民主、人民輿論的社會，起了上行下效的作用，法律便成具文。‘八億人口，不鬥行嗎！’過去這種暴烈的思維，帶動走向暴烈的社會風氣。由是以鬥代替了規範、法律、制度。所以我們大聲嚮應要一個和諧社會。

《給我們一個公義、和諧的社會》：溫總理要推行社會公義，是適時而且必要的，捨此真難善後。只有社會公義，才能尅制社會暴烈。如果輿論還是社會的公器，不受勢力支配，對暴烈就多了一份輿論公義的聲討。反之，一個不公義的社會，即使是不應有的暴烈行為，往往被視為對不公義的反抗、出於我不入地獄誰入的道德勇氣；得到社會不是制約而是同情，就證明社會人心對法律絕望，無法發揮維持社會公義的功能；法律失去功能，社會不公義增多，相對的使用暴力作自我救濟也隨著增加。近半年來，我們看到鄧玉嬌、楊隹、以至近日永州的朱軍，都是用暴烈手段，對認為不公義的對象進行報復。也有的由於懦弱，不敢向不公義的對象報復，卻以自殘自殺做抗議：如富士康的員工、北京淀海的郝姓市民當著法官面前割腕等是。也有無奈地等待不公義的社會還他一個公道，那怕是遲來的：如王子發、趙作海誤判殺人等是。只有不公義的社會才有這種怪現狀。晚清的吳沃堯寫了一本《二十年目覩怪現狀》，膾炙人口，而以上所列還不及一年，就有這麼多的怪現狀，還不教人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