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成全面抗日的一段國共接觸秘辛(2011-08-16)
 
歷史有自我澄清的作用。事件越大,涉及的人事越多,自我澄清的功能越顯著。例如蔣介石日記,雖然還是個人的紀錄,但他身繫中國安危,所記要人要事,關係國家民族者多,如果有假,會被很多當事人質問,即使當事人去世,但還有間接的後代、朋友及事件涉及,而面對所有的人,更有許多旁證,牽涉越大,旁證越多,真是無法一手遮天的;即使遮得一時,遮不得永久,真相自然浮出來。中國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存亡絕續的民族生死戰,比蒙元、滿清都更險惡。中國慘勝,而發動戰爭的日本不亡,小人行險而受不到應有的教訓,是今天日本繼續為患中國最大的原因。國共兩黨之對抗外敵如果能真誠的合作,當會影響到民族前途,尤其是日本再為患中國意圖明顯的今日,國共真誠的合作,就更重要。「七七事變」全面抗戰是怎樣決定的,九十七歲一位長者,在垂暮之年,以歷史證人親向我申述的。
「世界詩人大會」碩果僅存的創會會長鍾鼎文,在抗戰時代與先君為舊友,我以故人之子,得侍仗履。鍾公為一代作手,詩文精絕。且集經濟學、史學、哲學於一身,為中央所倚重,曾任行憲後第一屆國大代表,遷台後漸次淡出政治。連絡世界詩人,創建大會與常設機構推廣詩學,不但是中國現代詩壇的巨擘,也為世界詩人共推的泰山北斗。他的全集將於百齡出版,這是我此行拜訪他告訴我的事。並慎重述及「七七事變」前之三、四月間發生的、他身歷的國共之間互動,提早展開民族聖戰、全面抗日的一段秘辛。也許他怕這段歷史湮沒,利用午餐的時間,為我敘述了兩個小時(至全部客人離開而打烊) 。我回寓將所記重新整理,有疑問記下的,再向他求證後成此文,作抗戰信史的存證:
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 ,那時「西安事變」早已發生了,蔣老先生更以此成為全國無可替代的領袖,聲望正隆,使日本軍閥更加緊對中國侵略,民心與論憤激:為什麼中央還節節退讓、忍辱。當時鍾鼎文在上海任「天下日報」總編輯,他有兩個重要同事:江上青(筆名:王者香)在「天下日報」的「民眾知識版」(每週一次的週刊)擔任編輯。另一位是:艾青,是「天下日報」的副刊編輯。對於艾青,鍾公曾在一九九一年應邀到北京召開一個「艾青研討會」。被作為壓軸的主講:鍾公認為艾青的詩作有三種特性;一、民族性,二、社會性和三、藝術性。江澤民曾請他入住中南海,鍾婉拒而入住妹妹(安徽大學農學院教授) 家。
鍾既是上海「天下日報」總編輯,由於日本加緊侵華,常與中央要員聯絡找新消息,當時他也還是青年,也常對中央忍讓有異議。當時國民黨大員孫科向他解釋說:「蔣委員長不是不想抗日,是怕抗日開戰後中共扯後腿,所以還在猶豫。」鐘先生知道蔣委員長唯一顧忌的原因,便去找陳望道。陳是負時譽的復旦大學教授,鍾知道他的太太是個共產黨員,所以特別向陳透露中樞忍辱的顧忌,希望他的太太轉知中共。如果能獲保證不扯後腿,蔣必立即全面抗戰。果然不久就有了回應:有一天,他回到報社,就有人說:有一位客人等了你三小時。一見面,就是認識的馮雪峰。馮雪峰曾在洪琛辦的「藝術研究所」教過書,當過教職員代表參加管理「研究所」。鍾當時是學生代表,故在參加管理中早就認識。鍾公說:當時國共雖仍是互相猜疑,但已開始接洽合作共同抗日。馮雪峰是中共中央派到上海的代表。鍾、馮見面以後,馮追問消息來源;鍾直言來自孫科,並可以帶他去見孫科當面求證。馮至此相信了。便要告辭,鍾公與馮有舊,認為雖在法租界,但在傍晚近暮的時侯,馮的出現,未必人身安全,勸他留宿一夜,在白日離開比較安全。馮也接納了;翌日清晨才離開。在離開之前,馮認為既有口頭的恊議,總要發個消息表示國民黨對抗日有誠意。鍾答應在「天下日報」發刊。並由陳友仁以英文譯出,同時刊佈。陳曾任國府外交部大員,其子就是戰後香港最有名的陳丕士大律師。鍾公後來補充說:馮雪峰同行還有一位同志,可像潘梓年;又說:馮雪峰和魯迅是一派。那時魯迅己死,周揚一派得勢。中共建政,馮雪峰出任「人民出版社」負責人,沒有周揚的炙手可熱。
鍾鼎文先生把蔣委員長對抗日戰爭的誠意與顧慮,經馮雪峰的會面,和在「天下日報」刊出國民黨的認可誠意。以後國共有無進一步接觸,還是鍾、馮之會就算確定下來呢?鍾公說:已不問了;只能說他經歷的一段。但我對他說:張學良的「西安事變」,一般人說是促成蔣委員長抗日的原因。但鍾公不同意,他說:蔣的意志堅強,不會在威脅下而改變的。「西安事變」後,有很多事件,均未因此而全面抗戰。但到鍾、馮之會,兩三個月就開始了!過去因統戰關係,才說是「千古功臣」,現在還有人說嗎?是忠是奸,歷史自有定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