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有自我澄清的作用。事件越大，涉及的人事越多，自我澄清的功能越顯著。例如蔣介石日記，雖然還是個人的紀錄，但他身繫中國安危，所記要人要事，關係國家民族者多，如果有假，會被很多當事人質問，即使當事人去世，但還有間接的後代、朋友及事件涉及，而面對所有的人，更有許多旁證，牽涉越大，旁證越多，真是無法一手遮天的；即使遮得一時，遮不得永久，真相自然浮出來。中國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存亡絕續的民族生死戰，比蒙元、滿清都更險惡。中國慘勝，而發動戰爭的日本不亡，小人行險而受不到應有的教訓，是今天日本繼續為患中國最大的原因。國共兩黨之對抗外敵如果能真誠的合作，當會影響到民族前途，尤其是日本再為患中國意圖明顯的今日，國共真誠的合作，就更重要。「七七事變」全面抗戰是怎樣決定的，九十七歲一位長者，在垂暮之年，以歷史證人親向我申述的。

「世界詩人大會」碩果僅存的創會會長鍾鼎文，在抗戰時代與先君為舊友，我以故人之子，得侍仗履。鍾公為一代作手，詩文精絕。且集經濟學、史學、哲學於一身，為中央所倚重，曾任行憲後第一屆國大代表，遷台後漸次淡出政治。連絡世界詩人，創建大會與常設機構推廣詩學，不但是中國現代詩壇的巨擘，也為世界詩人共推的泰山北斗。他的全集將於百齡出版，這是我此行拜訪他告訴我的事。並慎重述及「七七事變」前之三、四月間發生的、他身歷的國共之間互動，提早展開民族聖戰、全面抗日的一段秘辛。也許他怕這段歷史湮沒，利用午餐的時間，為我敘述了兩個小時(至全部客人離開而打烊) 。我回寓將所記重新整理，有疑問記下的，再向他求證後成此文，作抗戰信史的存證：           

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 ，那時「西安事變」早已發生了，蔣老先生更以此成為全國無可替代的領袖，聲望正隆，使日本軍閥更加緊對中國侵略，民心與論憤激：為什麼中央還節節退讓、忍辱。當時鍾鼎文在上海任「天下日報」總編輯，他有兩個重要同事：江上青(筆名：王者香)在「天下日報」的「民眾知識版」(每週一次的週刊)擔任編輯。另一位是：艾青，是「天下日報」的副刊編輯。對於艾青，鍾公曾在一九九一年應邀到北京召開一個「艾青研討會」。被作為壓軸的主講：鍾公認為艾青的詩作有三種特性；一、民族性，二、社會性和三、藝術性。江澤民曾請他入住中南海，鍾婉拒而入住妹妹(安徽大學農學院教授) 家。

鍾既是上海「天下日報」總編輯，由於日本加緊侵華，常與中央要員聯絡找新消息，當時他也還是青年，也常對中央忍讓有異議。當時國民黨大員孫科向他解釋說：「蔣委員長不是不想抗日，是怕抗日開戰後中共扯後腿，所以還在猶豫。」鐘先生知道蔣委員長唯一顧忌的原因，便去找陳望道。陳是負時譽的復旦大學教授，鍾知道他的太太是個共產黨員，所以特別向陳透露中樞忍辱的顧忌，希望他的太太轉知中共。如果能獲保證不扯後腿，蔣必立即全面抗戰。果然不久就有了回應：有一天，他回到報社，就有人說：有一位客人等了你三小時。一見面，就是認識的馮雪峰。馮雪峰曾在洪琛辦的「藝術研究所」教過書，當過教職員代表參加管理「研究所」。鍾當時是學生代表，故在參加管理中早就認識。鍾公說：當時國共雖仍是互相猜疑，但已開始接洽合作共同抗日。馮雪峰是中共中央派到上海的代表。鍾、馮見面以後，馮追問消息來源；鍾直言來自孫科，並可以帶他去見孫科當面求證。馮至此相信了。便要告辭，鍾公與馮有舊，認為雖在法租界，但在傍晚近暮的時侯，馮的出現，未必人身安全，勸他留宿一夜，在白日離開比較安全。馮也接納了；翌日清晨才離開。在離開之前，馮認為既有口頭的恊議，總要發個消息表示國民黨對抗日有誠意。鍾答應在「天下日報」發刊。並由陳友仁以英文譯出，同時刊佈。陳曾任國府外交部大員，其子就是戰後香港最有名的陳丕士大律師。鍾公後來補充說：馮雪峰同行還有一位同志，可像潘梓年；又說：馮雪峰和魯迅是一派。那時魯迅己死，周揚一派得勢。中共建政，馮雪峰出任「人民出版社」負責人，沒有周揚的炙手可熱。

鍾鼎文先生把蔣委員長對抗日戰爭的誠意與顧慮，經馮雪峰的會面，和在「天下日報」刊出國民黨的認可誠意。以後國共有無進一步接觸，還是鍾、馮之會就算確定下來呢？鍾公說：已不問了；只能說他經歷的一段。但我對他說：張學良的「西安事變」，一般人說是促成蔣委員長抗日的原因。但鍾公不同意，他說：蔣的意志堅強，不會在威脅下而改變的。「西安事變」後，有很多事件，均未因此而全面抗戰。但到鍾、馮之會，兩三個月就開始了！過去因統戰關係，才說是「千古功臣」，現在還有人說嗎？是忠是奸，歷史自有定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