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異於禽獸者，「情義」兩字而已。近世重功利，講情講義的已少見，但不能說沒有；因此有人戲說：這是稀有動物，不完全沒有道理。去古愈遠，情義愈薄。因此有「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之諺，大概是指近世人心，寡情薄義蔚然成風之謂。不過，這還是人有異於禽獸好的一面，如果「不古」而又壞的一面：人心之狠，禽獸是遠遠不及。禽獸相鬥，如果倒下認輸了，勝者不會把倒敗者必致於死地而後快，與人之「落井下石」，或黑道仇殺，倒地後再捅一刀、補一槍不同，其狠似又非禽獸可及。人心能狠，就易走極端。

知識分子懂得因策略、計謀，就多了一份機心，帶動社會風氣，便成「居心叵測」、「你詐我虞」的互動，所謂末世流風便形成了。知識分子佔據公器，廟堂充斥了「不禮」之徒，你搶我奪，求「揖讓而升」，簡直像「東方夜談」之事，證明去古益遠。「仗義每多屠狗輩，負恩最是讀書人。」過去的恩義，如果和讀書人眼前的功名富貴相比，又算得甚麼？如果放著眼前的功名富貴，以有悖於過去恩義而不要；在近世言，確屬稀有動物的所為。知識分子常有一種寬恕自己的理由，即使沒有，總有一句「識時務者為俊傑」做註腳。要做俊傑，何能不識時務？他究竟與屠狗之輩不同，仗義報恩是市井屠狗輩之事，不要扯到我們知識分子的頭上來。由於知識分子少有仗義報恩的事，有便成了新聞。蔡邕哭董卓，綠珠為石崇而跳樓，文天祥、史可法被俘，嚴拒出仕而被殺。都是歷史上少見的知識分子仗義報恩的新聞，因此難能可貴。知識分子的涼薄，「自古已然，至今尤烈」而已，說到人性光輝的一面，知識分子遠不如市井之輩。五千年歷史長河中，讀書人仗義報恩的事太少了。

民間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比較真實，主要是老百姓思想單純。忠奸立辨，看看民俗的舞臺，便可一清二楚，紅的黑的臉譜，必然是忠義之士，原臉可忠可奸，一如人面。白臉必然是奸的，所以叫做「奸白臉」，因為不以真面目見人，掩飾他險惡的內心世界，教人防不勝防，這些角色，又必然是有權勢的讀書人。青臉必然兇狠之徒。舞臺的忠奸形像，正是民間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楚霸王、關公是獨一無二的臉譜，所以稱為「無雙臉」，一黑一紅，也是民間肯定他們的忠義，無人可比，有國土無雙之褒，給與最高的評價。老百姓不懂漢王的權術，祇知道秦始皇殘暴，項王引三千江東子弟背水一戰，把章邯打得落花流水，解除了天下畏秦的心理障礙，是秦滅亡的主因；確立了項王的英雄形象。以後智不如漢王，落得別姬自刎，也是情義的執著，對自己的失敗負責，臨難不茍免的大丈夫氣慨；博得人民的崇拜。他沒有像漢王兵敗，把呂后撇下自顧逃命的涼薄；民間不以成敗論英雄。關公過關斬將，為是踐盟赴義而已。兩者不外情義兩字，可貴在少見。

不情不義的事看得多，對情義之輩彌足珍貴，除非我們也變成寡情薄義之人，或者浸淫這個社會太久，自己也成「入鮑魚肆，久而不聞其臭」的麻木者，否則，幸而遇上情義的人，莫不 怦然動心，希望能結為朋友，那真是平生快事。

情義大底出於自然，矯情是偽善者的洩秘。交幾個旗鼓相當的情義之士，固然上天厚我；但如局限於同等層次者為友，而又求其同等情義，未免過苛。究竟我們選情義，還是選他的學問和地位者？如果交友要先論地位、條件，本身就是功利之徒，已非情義的人了。「君乘車，我戴笠，路上相逢下車揖。」是何等快事，人貴情義耳，何必銖兩相符呢？

我國近世自鴉片戰爭以後，飽受列強的壓迫，國人沈不住氣，認為所有傳統文化，都是積弱的因由、貧窮原素；非徹底搗棄不可，無條件接受西方文化；但以迫切的需要，只求立竿見影的效果，功利主義乃得長驅直進，我們學到的，幾乎全是西方文化的糙粕；其長治久安的精義：如求真精神、尊重學術自由、體制，崇尚民主、法治、人權，都像風過水面，起著波紋而已，過後依舊水面無痕。速食文化的後果，只解決了物質問題，換來了一大堆後遺癥。

有些人認為廿一世紀是中國人的，而且有人預言大陸將是經濟超級強權，會取代美國。這是無可救藥的盲目樂觀者言。宣傳尚有賈禍之嫌，何況是個幻象。就以今日兩岸言，大陸文盲之多，世界第幾？貪污、枉法之多，又是世界第幾？此外，貧富差距、人口性別失調、基建不足而偏於輕重、黨政紊亂；都是嚴重的問題，廿一世紀能解決這些問題，已是不錯；求其成超級富強康樂平等之國，不是奢望嗎？臺灣驕侈淫逸，怪力亂神，黑白混淆，統獨紛爭，社會失序；不忍多舉，能自顧吾廬已很不錯。這些亂源亂象，中國知識分子是難辭其咎的。

傳統的讀書人頗具共識：以天下事為己任，以國家興亡為己責。范仲淹可為表率，認為士人應有「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士群身負國家安危，是責無旁貸的。

現代知識分子少了這種共識，祇能算是專業的分類，不能稱為士群。因此，從事公職的知識分子，成為技術官僚，公職以外的稱為專業人士。識見僅及所專。西方以尊重制度，各司所職，尚無不妥。而我國尚未達法治之境，淹留於人治，政隨人意。近世又以功利是務，望風承旨者多，正是知識分子代替士群的結果。

我們以社會進步，分工日漸精密，專業的知識分子取代了士群，原是無可避免的趨勢。但我們仍可藉教育的功能，培養知識分子關心國是，明辨是非，砥礪氣節，使他們在分工的專業上，兼有知識分子負起興亡責任的共識。矯正功利的流弊，提倡和獎勵重情重義的人士，匡正社會風氣。而最迫切者，大家守法，尊重制度，法治代替人治。果如是，我們就能衝出功利的迷霧，廿一世紀才有希望是我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