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許多文友與我談起寫作，常直截了當的問：〈怎樣才寫出好文章？〉這真是一言難盡的問題。如果不能答覆，或者敷衍的說：似乎沒有一定的方法；會令人失望。如果說有，方法安在？是否一經依法為文，就成好文章？則佳章俯拾皆是。然天下每多可傳之文，尚有何貴？可知為文雖有方法，但成可傳之文則不易；知章法而沒有條件，還是無法寫出好文章。

什麼叫做文章？魏文帝曹丕說：〈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文章於公於私之重要可見：於公文章關乎國運；於私文章能永垂不朽之名。又據《文心雕龍》的解釋：〈聖賢書辭，總稱文章〉，然下續的一句是：〈非采而何？〉這個定義，不能說它不對，但總可以說它不周延。難道不是「聖賢書辭」，就不能稱為文章嗎？下一句應是《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對文章重要的註釋：〈非采而何？〉也就是說聖賢的書辭，必有其文采，因此才稱做文章。劉勰把聖賢和文采畫上等號。然證之文學史，許多文采斑爛的好文章，未必全是聖賢的，難道不是文章嗎？樓頭怨婦，懷春少女，甚至慷慨仗義的屠狗輩，偶然發於至情的心聲或呼號，成為傳誦百世的文詞，何必一定聖賢呢？〈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妙手足矣，不必為聖為賢；這是傳統的「文以載道」的說詞。詞章之學，不必載道。

聯字成句，積句成文，有其章法，就是文章。好的文章有好的句、好的內容、好的鋪排和陳述足矣。《文心雕龍》倒是有一句很傳神的句子：〈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文就是文采，質是內容。內容貧乏，文采比內容好，如渲染過份反顯得纖弱；內容好而文采無法配合，便淪於粗野。文采和內容相得益彰，才能止於至善的境界；君子「止於至善」的。因此，〈文質彬彬〉的文章，就是至善的文章。

藝文之事，除用功以外，還須講點才情，才情多半天賦，暫且擱下。怎樣才能寫出好文章？以上說過要有條件，根據我的經驗，先說基礎吧！

我長於鄉野，童年過著恬淡的生活；而幸生於耕讀之家，溫飽有餘，又是長子長孫，傳統重男，所以幼年不須參加耕稼操作。我祖遺有「三宅書屋」，家裏亦有閣樓書櫃；長日無聊，自入學識字以後，成年累月翻書。初在書櫃，後至書屋；初中假期，父親命我跟族叔讀書，地點是「尺蠖齋」（叔祖許奇雋書齋，他是清同治高名次進士，著有《尺蠖齋詩文集》多種。故離鄉以前，許多古籍以至歷朝通俗小說，每多讀及，雖不能全部消化，但總有點認識，也養成讀書、買書和藏書的習慣。以後到了香港，是一生最艱苦的幾年，沒有餘力買書外，一直到現在，也不論到那裏，總喜歡逛書店和買書。舍下別的不多，書籍卻觸目皆是。有些朋友知道我喜歡藏書，遇上搬家、遷徙，有不得不割愛的時候，常想起我。於是，有數百冊藏書由多個朋友，以遷徒而將一包包的書籍送到舍下書齋，我也一本本讀完。一九六二年我到加拿大留學，就業後又再入讀多倫多大學，每週由教授開列的參考書籍，平均約十冊，三年算下來也實在不少。不過，「生有涯而學無涯」；我國積五千年文化，典籍浩如瀚海，不可勝讀，只能盡其在我。

詩人勉強可以不博，文學家不能不博。世人貴精而不貴博，重專才而輕通才，是勢利的世俗，也是取易捨難的捷徑。大學讀完就不難專精於所學而成為專家；但讀多少書才算博而成通才？許多蛋頭學者從政，卻往往誤盡蒼生，就是識見不博，無法縱覽全局，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的結果。政治家尚須博，何況文學家呢？

寫散文者如無廣博的識見，何能有卓越的議論？何可抒難宣的情懷？寫小說者更須通透人性世態，始能刻劃人情世故，賦予小說人物鮮活的形象、內心的世界，和社會複雜的群體關係。詩人可以憑靈感，小說家還要靠生活的體驗。因此，詩人可以戛然獨立於文學家門外，如要入門，非博不可。此亦善詩與善文者的不同處。

博覽增廣識見。有識見的文章，內容才不致空洞，有卓見的文章，內容必然精采。〈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精采的內容，是一篇至文構成不可缺少的元素。識見不是與生俱來的；也就是說，不是生而知之；乃學而知之。古人所謂〈行千里路，讀萬卷書。〉現代自然科學的專業人士，可能不必像古人用以上的方法增廣識見；有深厚的專業知識或理論基礎，坐在實驗室，也可以卓然有成。惟人文學，特別是詞章之學，還是用以上的法門為妙；而〈讀萬卷書〉尤為重要。清代文學家劉大櫆說：〈專以理為主，未盡行文之道之妙，若人不讀書，則出詞鄙俗空疏；人無經濟（生活經驗），不適於用。故義理、書卷、經濟，行文之實。〉〈實〉是行文的基本的條件。〉我們要寫得好文章，要靠個人努力讀書；才不致鄙俗空疏； 還要增加生活的經驗；而能活用於文章的寫作。文學家基礎不博，何能達致！

畫家所謂：〈胸中自有層巖疊壑〉，乃經歷名山大川，一旦作畫，腕底雲煙自出，氣韻自見。為文者讀萬卷書，累積了豐富的知識，行文議論，自能雄辯滔滔；執筆抒情，則迴腸盪氣；信手描景，亦風光若見。閱覽既廣，無論畫家、文人，都是終生受益的。

孟子雄辯滔滔，述仁發義，議論縱橫，因為他對仁義有真知灼見。呂祖謙的《東萊博議》，為古人翻案，每能發人深省，乃史識豐富所致。劉勰的「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非博覽怎能這樣精到？

博覽是達致知識廣博的不二法門。我國歷代的大文豪，無一不是出自這個法門的。世界知名的大文豪，像「文藝復興時代」最偉大的作家沙士比亞（1564－1616），也是學識廣博的巨人。他的文藝作品、歷史劇和十四行詩，都動人心弦，基礎全在一個「博」字上。帝俄時代的托爾斯泰（1828－1910），他偉大的作品：《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懺悔》、《復活》……，同樣表現是個學識廣博的巨人。

不論詩人或作家，才情與力學須兼備，缺一不可。然成為大詩人者，才情須稍勝力學；其成大作家者，力學須稍勝才情；緣詩以奇妙勝；遠比文章單純，並不是詩人易為，反因才情難以力學累積，天賦者居多；詩人豈易為。能寫出好文章，除力學外，還須有其他條件的；如有練達的人生，就更能達致好文章：「人情練達即文章。」識見廣博，自然人情練達。國學的識見基礎在博覽；因此，寫出好文章的基礎也在博覽。

詩人的才情閉塞了，靈感的來源枯竭，「江郎才盡」之際，詩人的創作生命也隨著終結。作家不一樣，如果寫作的基礎深厚；換言之，如果國學的識見廣博，除非失憶或癡呆，可以長寫長有，越老越練達。世界許多著名作家，其大成就的作品，多在晚年可證。

中國文學家更須博學。袁枚在《隨園詩話》說：〈學問之道，四子書如戶牖，九經如廳堂，十七史如正寢，雜史如東西廂，注疏如樞闑，類書如廚櫃，說部如庖湢井匽，諸子百家詩文詞如晝舍。花園廳堂合賓，書舍可以娛神。今之博通經史而不能詩者，猶之有廳堂大廈而無園榭之樂也；能吟詩詞而不博通經史者，猶之有園榭而無正屋高堂也。是皆不可偏廢。〉國學基礎之深厚，在學問之宏博；古今應無不同。

時下許多有「名氣」的作家，是市場決定的；不是藝文本身價值決定。市場講包裝、推銷術；因此，作品的屬性也成為商品。商品是為需要市場而生產的；「市場作家」便大量生產供給；市場的佔有量愈大，「作家」便愈有「名氣」。大量生產的結果，「名氣」成了粗製濫造的代名詞；文藝市場充斥這種粗糙作品，真是文藝的厄運。中文水準每下愈況，「市場作家」是應負責任的。然而，一切藝文的真正評價，時間是最後的裁判者。因此，一個真正的作家，應向時間交卷，不是向市場去濫竽充數。

要寫出好文章，必須博覽；作家尤須如此，吸取新知，增廣識見，作品才能推陳出新，止於至善。這種作品才有真正價值，作家才名實相副。文章大家蘇轍（蘇東坡之弟，字子由）在「上樞密韓太尉書」對前輩大家歐陽修的推崇：〈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然則歐陽修對寫作法門又如何？他說：〈為文有三多：即看多，做多，商量多。〉「看多」就是博覽；「做多」是多練習；「商量多」是對用字遣詞多斟酌；也就是多注意修辭，不可草率。歐陽修對後兩項只提要點，未涉及方法；我會在以後論及。在此只論證文章大家歐陽修，對寫作的訓練，首要的基礎工夫正是博覽。再舉《古文觀止》所收集最後一位作家姚鼐，他的「與陳石士書」，他說：〈學文之法無他，多讀多為，以待其一日之成就，非可以人力速之也。〉他比歐陽修簡略了一項；但首要還是博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