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的雅事逸興很多，除非是個假文人，未嘗不心焉嚮往。文人一年一度的修褉雅集，定在三月上己日，臨水洗濯，拔除不祥；也趁此難得的敘會，飲酒賦詩，暢敘幽情。東晉永和九年的修褉雅集：「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由王羲之執筆寫了一篇「蘭亭集序」以序其事，文、書卓絕，是文與藝的登峰造極的作品，事以文傳。此事距最近一次癸丑，剛可一千五百週年，今生何幸得逢！然在此人滿之患的年代，文人又到那裡找一處「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暢曲水」之地，來作修褉雅集呢？當我們閉目一想當時與會的文士，或高吟，或調箏琴，或疾書，在「放浪形骸之外」的或坐或臥，隨手在「曲水」裡撈一盞「流觴」，一口喝下或慢慢品嚐，何等「逸興遄飛」！至盛唐，李白寫的「春夜宴桃李園序」，也是文人的雅集，惟規模不再；但在李白的豪情妙筆下，教我們在「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的神思中，猶欣羡不已。

       王羲之所述的規模雖盛況不再，但李白的「坐花」「飛觴」還是可得的？也許今人愛花惜花，不忍遽坐以摧殘之，亦可與花並坐，一面對月賞花，一面飲酒賦詩，也不稍遜吧。最主要還是與會的成員，如果舉止和談吐世俗，又滲雜不學無文之流；如果還有幾個[大媽] 在附近拍版操舞，這才大煞風景；倒盡詩興。近世雅集雖有，但風景大遜當年，風雅之士也難得幾個，在文人雅集，也只可在「神交古人」中得之而已！

       古文人的確與花和酒結不解之緣，雅集更不可少。王、李無酒，其序文與法書，決無法達此登峰造極之境。人稍有點靈性，除非天生色盲和易發「酒瘋」，每每是愛花和嗜酒的。金瓶梅有兩句這樣的話：「百年若不千場醉，碌碌營營總是空。」和李白的「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似怕同一共識，何況是雅逸的文人呢？

       文士如止於坐花賞月，飲酒賦詩，似乎過於文謅謅，少了一份豪情，像李白、蘇東坡、陸放翁這些兼具志士懷抱的才人，不是以抒發其跳動的情懷壯志，又非題壁不補此憾。我常常想：如果曹孟德既可以「灑酒臨江，橫槊賦詩」，再加上題壁，形像就更鮮活了。李、蘇、陸等一定有過許多題壁的逸事。李白不在黃鶴樓題，也登上鳳鳯台上題；放翁在沈園題，蘇東坡在寺院僧舍題？興亡發感，胸中塊壘，能題壁刻石，一吐平生意氣，何等幸遇的事！

       題壁都屬登臨懷古和一抒胸臆為題材，情景交融最好，如祇抱一洩心中不平的私憤，就不是觀了。水滸傳宋江題「反詩」就是典型，最後也祇能說：「敢笑黃巢不文夫！」究竟有失詩人薀藉之旨，已摒諸文士行列，落得做個反賊，不足為訓。

       近人有沒有題壁？我見過不少，但好的似未及見，也許亦所獵未廣的緣故。題壁必須在名勝的天然石上，或名樓古刹的牆壁上才算。楹聯、牌匾之類，經良工雕刻的不算，碑林不算。要原作者即興揮毫，直接寫在石上壁上才算，也不是所有牆壁都算，像「廁所文章」多的是，無意看到也要洗眼，當然更不算。

       香港屯田青山寺的山頂，有「退文」兩字，相傳韓愈謫粵，經香港新界的屯田，上岸登山所題，後來不知什麼年代，恐真跡湮沒，就真跡刻在原石，又以方便遊人，將原石移至青山寺旁供賞，免去遊者登山之累。尚有幾處見過泐石，以詩作無甚可取，不復詳記。此外，啟德機場的宋王台，以宋帝流亡駐驆之處，本有題詩，後來啟德機場擴建，將原石割小，祇餘宋王台三字，其他均被割去，移至機場之旁。于右任先生詩集有「與陸一愷鍾柏生祥麟同遊宋亡台」，可知于右老曾遊此台才動詩興，有沒有將此詩題上去，就不得而知了。我在香港長大，青年曾遊此台，也效法于右老做了兩首，當然也無法題壁。我寫這兩首詩的時候，時年未到三十。而于右老乃經港渡台之歲，應在七旬以上了。茲錄于詩於后：「桑海遺聞賸此台，興亡轉眼更堪哀，要知地盡心難盡，留得遺民弔古來。」我詩如后：「馬前碧海悲銅駝，放眼山川煙浪多，嘆惜當年廢北伐，偏安至此醒南柯；九龍帝子傷心地，萬里江山胡羯歌；泐石興元竟漢冑，千秋史筆感如何。」「斜陽終古戀天涯，憑弔興亡壁上詩，衰草頺城賸幾許，荒台冷月況當時；元兇清狠原非類，宋狹明殘信有痴；我亦西風長忍淚，流亡依舊望旌旗。」今于右老墓木已拱；而我曾派駐港地，今又逢「九七」大限，香港尚有四百日便[ 回歸 ]，我雖早已再成江湖布衣，然總是繫念故土故人：「流亡依舊望旌旗」，當然感慨，於今猶是：翹首南望，一樣西風忍淚。

       今人寫武俠小說，也有人寫過俠客題壁，但詩作未見功夫，配襯不上。金庸的武俠小說有過，亦寫得不好。金庸在文字言，不及台北的「伴霞樓主」，惟後者似未有題壁事，俠客就少了這一份風神。等而下之，更不足論。文友胡爵坤先生，當年曾聳恿我寫「甘鳳池與呂四娘」的故事，自然也談到題壁的事。但武俠小說屬文人遣興之筆，際此時會，旁鶩之心尚無，更那得遣興之筆，雖稍意動，終亦擱了下來。